名家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哲学派别。汉代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把诸子百家划分为六个主要学派,第一次提出“名家”这个称号,用来特指先秦名辩思潮中“专决于名”的一批“辩者”之流。后来班固在《艺文志》中又沿用刘向、刘歆的分类法将先秦诸子分为十个主要派别,名家也位列其中。由于名家哲学“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脱离了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被视为“怪说琦辞”,最终不见容于社会和主流思想界而逐渐消亡。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在中西“体用”之争的背景下,名家思想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迎来了“复苏”的契机,出版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专著。然而,在看似繁荣的背后,名家研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百年来学界对名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逻辑学领域,对其哲学思想研究不够充分；其次,名家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惠施、公孙龙等人的个体研究上,其作为先秦哲学史上一个重要哲学流派的整体特征始终没有得到深入挖掘；第三,学界对名家诸子的学派归属及其著作真伪、名家的发展传承及其内部派别分类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尚未形成共识,这严重阻碍着名家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基于这些情况,笔者认为名家哲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和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的写作目的就在于从整体的视角审视名家哲学：通过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考察,分析名家学派的起源和发展脉络；通过对名家四子哲学思想的深入剖析,揭示名家哲学的发展历程；通过名家与先秦其他学派的比较研究,凸显名家学派的理论特质；通过对名家思想所包含哲学问题的分析,总结名家学派的哲学致思路向及其在哲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将名家学派置于先秦名辩思潮的发展趋势中,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名家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在“礼坏乐崩”和“名实相怨”的社会政治局面下,在“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先秦时期形成了以“名实”关系为中心问题的名辩思潮,名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学术团体。从邓析到惠施、尹文,再到最后的公孙龙,名家经历了创生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发展阶段。名家诸子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的名学思想,对名实之间相“离”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通过理性思辨的概念分析法确立起“名”的形上存在地位,建立起抽象的概念之“名”的世界。第二章,对邓析、惠施、尹文、公孙龙的思想予以分别解读,展现名家四子各自的思想特色,揭示名家哲学的发展历程。邓析的“刑名之辩”和“两可思想”开创了名家语言概念分析和辩证思维的先河；惠施的“历物十事”将名家的研究重心从“刑名”转向“历物”,从关注政治现实转向纯粹的理论思考；尹文的“形名”思想沿着惠施的致思路向,继续从“政治正名”到“专决于名”的转折；公孙龙在概念论的立场上,依靠纯理性思辨建构起名家哲学体系,成为名家哲学的集大成者。第三章,从比较的视域分析名家与儒、道、墨、法等主流学派哲学的异同。儒家一方面认为名家“正名”思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另一方面又批判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显示出两家“正名”思想在理论旨趣、内容、原则、方法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差异。惠施和庄子的论争反映出名家与道家哲学思想的关系：一方面庄子以惠施思想为“质”,显示出名家与道家思想上有共通之处；另一方面,庄子对惠施的哲学思想进行强烈地批判,透露出名、道两家在存在观、认识论、方法论、人生哲学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名家与后期墨家的分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存在观上名家认为“名”独立自存,而后期墨家认为“名”依“实”而存；在概念独立性的问题上,名家主“离”而后期墨家主“盈”；在概念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名家强调“异”与“不变”,而后期墨家强调“同异交得”和“变化”。早期名家的“刑名”、“名法”思想对法家思想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名家“刑名之学”的致思趋向是纯学术的、纯思辨的,而法家的“刑名之学”则是纯政治的、纯实践的：名家重“名”,法家更重“法”,这是名法两家的根本区别所在。第四章,将名家四子哲学思想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其中的存在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语言哲学思想。名家坚持“名”、“实”共存的二元存在观,通过对感官经验和理性思辨的综合分析建构起主客二元的认识论；他们坚持“察”、“辩”的复合方法论,运用“两可”的辩证思维和抽象概念分析法,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名家诸子对语言的自觉触及到语言哲学的一些问题。第五章,总结名家哲学的理论特质和价值,考察名家哲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分析其消亡的原因,并阐释名家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名家站在反常识的怀疑论立场上,追求非伦理、非实用的外在超越理性,重“知”求“真”,重视对抽象分析与理性思辨的思维方式的运用,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创了一条“非主流”哲学路向。由于名家过于注重抽象的理性思辨,其哲学思想本身比较晦涩难懂,缺乏实践性,与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格格不入。在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名家哲学失去了自由发展的文化环境,最终至于消亡。我们今天开展名家哲学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发掘传统文化遗产、理清中国哲学发展脉络；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和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