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翻译所涉及的政治、社会,历史等因素。因此,人们开始日益关注译者的主体性问题。既然在“文化转向”视角下,文化与翻译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作为翻译研究主要组成部分的性别问题就自然而然地与翻译研究联系在了一起,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与性别的结合是促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的关键因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并为翻译研究,特别是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性别视角。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性别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为切入点,从理论及实践两方面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凸显作用:首先,在理论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否定原文至上论和作者中心论的传统观点,主张译者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主张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阐释“忠实”,认为译者应该忠实“写作方案”而非作者或读者。其次,在实践上,通过有意识的选材以及干涉主义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跨越了传统“译者隐形”的界限,彰显译者的在场,从而凸显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于西方,而一个具体的理论有时只适用于特定的背景。由于中西方在历史文化传统、女性主义发展历程以及具体翻译实践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中国女性译者表现出不同于西方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特色。因此,作者在探讨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同时也介绍了中国女性主义译者的特点。“忠实”、“通达”依然是中国女性译者遵守的翻译标准。然而,在性别意识的影响下,她们有意识地选择翻译材料以及翻译策略,在翻译实践中体现出鲜明的译者主体性。作为我国著名的双语作家,张爱玲的写作经常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作为她文学贡献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却很少得到应有的重视。鉴于此,本文选取张爱玲的译作做一实例研究,试图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下译者主体性的凸显过程。通过分析张爱玲的译作,作者发现张爱玲在选择原文特别是选择翻译自己的作品,和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都表现出很大的主体性。本文具体分析了张爱玲是如何通过选择原文和翻译策略来体现她的主体性的,并分析了这种主体性的展现和女性主义翻译目标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