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处在体制转型时期,国内服务业包括医疗、教育、土地、金融等许多行业领域都存在着计划管制,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到这些部门中,导致其供给增长缓慢。但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国内居民消费结构逐步改变,服务业产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增大,居民对服务业产品需求逐年上升。面对日益增长的服务业产品需求,国内服务业的供给难以满足,这使得服务业产品消费也随之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本应流入服务业的社会资本被迫转向管制较为宽松的非服务业部门,从而推动非服务业供给能力快速增加。在没有国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非服务业产品的供给大量增加会使得服务业产品价格相对上升,在替代效应作用下,居民会增加对非服务业产品的消费。如果两类产品间是完全替代的即,那么居民会将受影响的那部分消费全部转移到非服务业产品上,这种情况下所有部门都可以出清。　　但现实中,两类产品不可能是完全替代关系,因此居民就不会将所有的受影响的消费转移到其他产品上,这就导致非服务业产品的供给大过需求。这种产品的生产过剩,如果可以通过国外市场解决,那么GDP依旧可以保持高速增长,但国内居民消费率会因此下降;另一方面,一旦外部市场需求下降,这种产能过剩就会造成本国GDP增速下降,这样就会在统计上出现了居民消费率的上升。本文借鉴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多部门增长模型,构筑了一个由服务业(部门1)与非服务业(部门2)组成的产业结构。通过引入供给抑制因子,来描述我国对服务业的发展的抑制程度。研究受供给抑制政策影响而导致发展滞后的服务业是如何影响非服务业部门的产出增长以及这种滞后带来居民消费率变化。试图从供给方面,为近些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现象提出一个新的解释角度。最后,利用中国1992-2012年的实际经济数据验证本文的理论推导。结果表明,本文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产业间增长差距与居民消费率偏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