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仪制度，从西周延至唐代日臻成熟，而官员谥法为其重要内容。魏晋以降，官员谥号的授予条件从爵位的限制转为官品，期间又屡经官制改革，唐朝官员得谥的条件也与以前朝代不同，即“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就目前史料统计来看，并未发现具体的明显以散官获得谥号的例子，似乎官员给谥条件中关于散官品级的限制并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另外，唐朝尚有得谥官员并不完全符合给谥条件，但这些特例并不违背唐朝谥法规范，而是政府为表彰那些有特殊贡献或事迹的官员，以达到道德教化和赏功之目的。官员谥法的运行程序大致与一般公文运作程序相一致，由于种种因素，又有改谥和追谥之现象。其中，改谥的运行程序则有不符合正常公文运作的特点。官员谥号评定具有一般的规定性，即官员的行迹及具体的谥典规定，但由于传世谥典的记载、议谥官员对谥解以及官员行迹理解认识的区别，甚至党派政见的纷争、门阀势力的影响，甚至腐败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官员谥号的评定，因而在整个谥法运作过程中，对于官员谥号用字的问题往往出现非常激烈的争论。　　 传世文献中，对唐代官员谥号的记载存在大量的冲突和衍误现象，这些现象大部分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区别辨析的，如通过死者或与死者相关的子孙的墓志资料核对传世文献、对照谥典中的谥字、对比死者的行迹等，都可以对文献记载的衍误实现有效的更正、辨析。唐朝官员谥号可以分为三种：美谥、平谥、丑谥，其中，美谥占绝大多数，占谥号用字的97.01％，说明唐朝的官员谥号是以褒奖为主要目的的，而美谥中又以“忠”、“贞”二字为最，则显示了唐朝谥号的教化目的。虽然谥法是一种礼仪制度，但它的运行却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礼仪制度范围内，而是往往受到政治和其他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　　 唐朝中后期，藩镇问题成为唐朝政府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唐朝的谥法也受到了朝廷藩镇政策的影响。唐德宗时，授予三次起兵叛唐、给唐朝带来巨大灾难的王武俊以“忠烈”的谥号，谥号所代表的意义与王武俊反叛行为的巨大差异，说明了唐德宗时期的唐中央政府对河朔藩镇的妥协以及拉拢，而唐宪宗时高调追谥主张平定淮西吴元济的已故宰相李吉甫，则又显示宪宗朝对淮西镇坚决平定的态度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