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于主要以财政赤字发展经济的国家,已出现了长期的经济停滞甚至经济倒退。这种曾给欧美发达国家带来繁荣的赤字经济模式,其负面效果已露出端倪,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慎地看待政府的负债问题。从我国来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定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随之带来的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日益凸出,地方政府通过举债弥补财力不足的现象已屡见不鲜。2008年,中央政府提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向好的同时债务规模也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根据国家审计署2014年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已突破10万亿元大关,债务增速也出现了急剧增长,较上一期超过了60%。随着债务规模的急速扩张,2016年穆迪国际和标准普尔相继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理由之一便是中国地方政府日趋严重的债务问题。因此,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防范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集聚,减少中央政府的兜底风险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幸运的是,随着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上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已被列入政府的日常工作当中,成为事关重大、影响全局的重要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及新《预算法》的实施皆是中央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最好力证。诚然,得益于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和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由于法律制度的滞后性,地方政府变相举债的“暗渠”依然普遍存在,隐性债务所带来的风险可能随时发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依然任重而道远。基于上述历史背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在阐述地方政府债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实证检验财政分权、预算软约束以及晋升激励等因素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找出导致债务风险增加的制约机制,力争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参考依据。具体来看,本文基于2008-2016年我国30个省级政府面板数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发现:首先,将财政分权、审计监督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同一框架,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著正相关;审计监督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著负相关;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正向影响受到审计监督的制约,即审计监督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风险较高地区增加审计投入力度、在风险较低地区增强审计问责力度,更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其次,将预算软约束、财政透明度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纳入同一框架,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预算软约束程度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著正相关;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显著负相关;预算软约束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正向影响受到财政透明度的制约,即财政透明度对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最后,检验了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影响。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发现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当低于某一门槛值时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当超过某一门槛值则表现为正相关关系。相比己有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贡献:第一,验证了政府审计所具有的“免疫系统功能”假说。本文发现审计监督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具有显著的债务风险治理作用,验证了刘家义(2008)提出的政府审计所具备的“免疫系统功能”假说,为确立国家审计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定位提供了有益启示。第二,检验了财政透明度在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治理上的可行性。本文发现财政透明度对预算软约束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公布更多的政务信息,一些不易被察觉的软约束事项可能受到曝光,从而减轻央地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可能引发的债务风险。该结论验证了财政透明度在中国的适用性和积极作用,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我国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大力推进财政财政透明度建设提供了文献支撑。第三,增加了晋升激励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别于蒲丹琳和王善平(2014)、陈菁和李建发(2015)等学者的发现,认为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或债务风险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的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更为细致的发现,即晋升激励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当低于某一门槛值时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当超过某一门槛值则表现为正相关关系。该结论对于完善晋升激励制度、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