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即我国在立法上对行政诉讼中的调解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否定的态度。但立法上的排斥并没有消除调解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方式结案已经占一定比例,这对该条规定是否合适已经提提出了挑战。而域外许多国家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在行政诉讼中确立了有限调解制度,并且在解决行政纠纷的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我国也应在行政诉讼中建立有限的调解制度,这样可以使调解的优越性能够在行政诉讼中有效地发挥出来。传统国家行政理念下的法治理论认为,行政行为是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的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只要有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不需要也不可能与相对人实现意思表示一致。但是行政法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现代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管理已不再仅仅是行政主体单方意志的体现,更多的时候,这种行政管理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合作,即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已从传统的利益冲突、对立或对抗、互不信任的关系发展到现代的利益一致、服务合作、相互信任的关系。这为行政诉讼中建立有限调解制度提供了一种外在环境。另外,就实体上的处分权而言,法律往往赋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行政机关可以选择作出行政行为以及在法定范围内选择作出何种行为,即行政机关有相应的处分权。这也是能够在行政诉讼中建立有限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