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5年间,纳粹德国及其同伙有组织地杀害了约600万犹太人,约占欧洲犹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大屠杀后,犹太人对长久以来信仰的上帝产生了动摇和质疑。面对大屠杀对犹太信仰造成的挑战,思想界对纳粹屠犹的神学反思也随之兴起,主要有两种观点。以理查德·鲁宾斯坦等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上帝死了”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引起很大的轰动。另一种观点支持“神义论”,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神圣公义的救赎主。埃米尔·法肯海姆在上帝观念上属于后一种,他的观点代表的是大屠杀后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主张在后大屠杀时代依然要听从上帝的诫命,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能对上帝和世界失望,同时要敢于为大屠杀的受难者发声,铭记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在大屠杀后神学反思的社会思潮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下,法肯海姆的研究中心从德国古典哲学转向大屠杀反思,这一转变在六日战争之后有着更加明显的趋势。他首先对纳粹大屠杀的消极认识进行批判,主要从批驳“上帝已死”的观念,相信上帝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依然存在,上帝仍然在施行救赎和拒绝对大屠杀保持沉默态度,强调牢记纳粹大屠杀历史这两方面来阐述。在此基础之上,法肯海姆对自己认识大屠杀的理论进行建构。按照其思想产生的时间顺序可分为,初期诫命式的强制律令——即“第614诫”提出,并按照这一律令提出对后大屠杀时代犹太人的生存要求,以及犹太国家推进犹太世俗主义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法肯海姆的思想不断发展,在90年代其著作《修补世界》中又提出“反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一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这一思想的转变从强调生硬的律令式准则到关心现实世界犹太人的生活,从宗教哲学的思辨转向立足现实生活。法肯海姆对大屠杀后的反思,影响了犹太人对大屠杀的思考和对犹太传统的思考,从而影响了整个犹太研究,在学术界和犹太思想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所提出的观点推动大屠杀后的纪念活动,提高了公众对大屠杀罪行的认识,构成犹太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埃米尔·法肯海姆对大屠杀的反思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他对大屠杀的反思能够立足现实,关注大屠杀后犹太人的现实存在问题。与战后选择回避和沉默的态度相比,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直接面对和积极抵抗的态度,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大屠杀纪念活动的形成。研究埃米尔·法肯海姆对大屠杀的反思,尤其是在推动大屠杀纪念方面的作用,对国际范围的灾难教育和历史教育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