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藏医史为轴线,依据藏医药历史文献和学术成果,梳理古代藏医药与其周边其他地区医药学间的交流交往史。在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重点从医学理论与实践,考证吐蕃医药与象雄、希腊、印度、尼泊尔、中原以及西域间的交往过程。通过交往史的研究发现,这些区域之间的特定通道是达成药材交易的重要环节。因此本文在研究藏医药交往史的基础上,对医学理论交往、通道交往、药材交往等进行细致地探析,尝试论证和重构古代藏医药发展史。第一章探讨藏医学的起源。第一,历史学与考古学已证实,大约五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已存在人类活动。第二,随着考古技术领域的发展变化,在西藏定日、羌塘、卡若和青海玉树、江拉等遗址中出土的文物证实五千年前在青藏高原生存的祖辈已熟练掌握并运用骨针与骨锥挑脓放血的医疗技术。在研究对抗各类疾病的过程中,不断试用大自然中的各种动植物作药用实验,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逐步形成原生的藏医学知识。第三,说明在去除身体疾病的同时,通过苯教降神师、占卜、医疗手术、五行历算、丧葬仪式等去除心理痛苦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后由协吾赤辛继承和发扬了苯教祖师辛绕米沃切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他收集了历代祖辈用智慧创造的民间医疗经验,加之自身多年的行医经验,编写了藏族的第一部藏医理论著作。第二章为研究藏医学与古代波斯为主的西方医学间的联系。藏医学史和经典文献中明确记载,藏医和古希腊的医学有一定的联系。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藏医学经典中所记载的“四大论”、“三因论”、“药物八功能”等内容都与古希腊的医学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通过对藏医理论和藏医药史的梳理发现,藏医理论尤其在吐蕃赞普时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藏医史与藏医研究者认为,医疗实践中的火灸与放血法是受到古希腊医学的影响;第二,吐蕃与波斯之间以藏红花、麝香等为主的药材交易往来,并由此形成了特定的贸易通道。第三章探究藏医与古印度医学间的联系。依据藏医药史和经典文献可知,藏医理论在疾病诊断和药物分类等方面都受到了古代印度医学的一定影响。据文献记载,经尼婆罗(现在的尼泊尔)交往的藏医与古代印度医学始于吐蕃赞布松赞干布时期。在吐蕃与印度交往通道上,吐蕃向印度外销麝香等珍贵药材,同时从印度引入六种良药、大型动物骨肉为原材料的各类药材,这些药材均在《月王药珍》等藏医古籍中有所记载。同时,从吐蕃时期涌现出的“三化身”等医术精湛的御医可以看出,印度医学传统和著作不断传入吐蕃,使得藏医药知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第四章探析藏医与尼婆罗医学间的联系。据载,自吐蕃王朝时期,经吐蕃与尼婆罗的交往通道,尼婆罗与印度的贤者志士被迎请至吐蕃,同时,吐蕃译师自筹黄金前往印度、尼婆罗等地求法。公元八世纪赤松德赞时期迎请的印度班智达寂护,以及后弘期拉喇嘛益西沃时期迎请的阿底峡尊者皆是由此通道入藏弘法、著书立说。由于藏地盛产珍贵药材,因此由吐蕃与尼婆罗通道向印度、尼婆罗外销麝香、熊胆、黄金等,又从尼婆罗引入石榴、蒂丁等药材,由此通道产生的药材交易曾一度盛行。第五章探讨藏医与中医间的联系。吐蕃时期,自先后迎娶了两位唐朝公主开始,汉藏间的文化交流持续深入,尤其是医学联系甚是频繁,汉藏史料中所记载的唐蕃古道等也印证了汉藏交往的历史。通过汉藏医学交流史的梳理可以看出,经汉藏交往通道,中医学从藏医引入藏红花、麝香等药材,以及敷疗技术等,藏医学从中医学中汲取了观摸问和六剂等医学技巧。藏医学与中医学通过交流通道相互引进医学人才,不仅丰富了各自的医学理论,亦使各自的医学系统更加完备。第六章探析藏医学与“葱”(f??)之间的联系。关于“葱”的地理概念学界众说纷纭,但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葱”即是东罗马(拜占庭)。而据藏族历史和医学文献,认为“葱”是藏族历史中所记载的西域,即现今的新疆。自吐蕃王朝以来,经不同的交往通道,传入西域的医学知识,引进西域的医学人才,进行药材交易。同时将吐蕃以麝香为代表的珍贵动物药材和以冬虫夏草为代表的稀有植物药材外销至西方和中原各地,互通有无。最后为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