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决策是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投资效率便是对企业资源配置有效性的直接反映。投资效率不光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和企业未来的价值,进一步来说它也影响着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在理想的状态下,企业投资决策取决于企业投资项目的净现值。而在现实的经济环境中,投资效率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总所周知,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之上,这导致了股东与管理者对在企业经营状况上的了解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这种问题在中小股东中更加明显,导致企业融资成本的提高,增加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可能性,最终损害了股东的利益也阻碍了企业的健康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在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下,能抑制因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非效率投资。虽然如此,但是作为企业代理人的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者的行为很可能会导致企业经营目标偏离股东的预期,从而形成巨大的委托代理问题。再者,企业管理者基于自身的优势,为达到个人利益,很可能会通过一些会计与非会计的手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盈余管理。因此盈余管理会通过加大代理成本和扭曲会计信息,进而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CEO作为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对公司的投资决策往往起到最为关键的主导影响。又因为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够完善,加大了CEO在公司经营方向上的话语权,因此在对公司的发展方向、投资行为往往都带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基于以上的考虑,本文首先探究盈余管理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再探寻“高层阶梯理论”对两者关系的影响。以CEO特征为切入点,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先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盈余管理以及投资效率已有研究的文献,然后探寻在不同CEO经营管理下企业盈余管理和投资效率之间相关关系的变化。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所有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首先从以往的文献中笔者发现修正的Jones模型能很好的衡量企业盈余管理的程度,因此本文也拟采用此种方法;然后用国内外学者都较为认可的Richardson(2006)模型的残差绝对值来衡量企业非效率投资的规模,最后加入本文拟研究的CEO特征变量(性别、年龄、任期、持股与否),并且通过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实证检验在不同CEO经营管理下企业盈余管理和投资效率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1)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正相关关系,即盈余管理程度越高,非效率投资程度也越高(2)相较于CEO年龄偏大的企业,CEO年龄偏小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效率投资间的正相关性程度更高(3)相较于CEO为女性的企业,CEO为男性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效率投资的正相关性程度跟高(4)相较于CEO任期较长的企业,CEO任期较短的企业中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效率投资间的正相关性程度更高。(5)相较于CEO持股的企业,CEO不持股的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非效率投资间的正相关性程度更高。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为:(1)以往国内外学者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外部融资问题、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等方面上,笔者引入盈余管理这一因素,探求其对企业内部投资效率的影响,为企业的内部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改良方向以及理论基础(2)通过分析不同特征CEO治理下的企业盈余管理和投资效率的关系,为企业对CEO的选任以及监督激励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