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热心中国的儿童事业,他们不仅参与开设学校、办报译书等现实实践,更通过译介文学作品,参与到在近代中国发现儿童,建构儿童观念的历程中。本文主要从传教士的文学译作入手,探究其在中国建构的儿童观念的兴起与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本文以儿童为方法,关注传教士与五四作家在发现儿童过程中的对话,借此重新思考传教士译作在近代中国晚清到五四社会转型期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的正文分为三个章节,首先通过探究传教士译作中作为“小大人”与“怪孩子”的弃儿形象,发现传教士建构的弥赛亚儿童观念。再者,本文深入传教士的“警世”叙事等恐吓策略中,探讨被建构为弥赛亚儿童对立面的无知者的儿童形象。最后,本文结合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精神的崛起,对传教士与五四作家儿童观念的变迁做进一步阐释,发现他们在儿童书写中形塑的作为新国民的主体形象。民国以降,传教士与五四作家发现的儿童,是他们书写中国国民性寓言的载体。传教士发现的中国儿童,是作为弥赛亚儿童初级阶段的无知者。但以“无知”为本质的恶童与充满潜能的“弥赛亚儿童”形象相互扞格,说明传教士有关中国儿童的叙事中,包含着无法解开的悖论。他们改造中国的实践与设想囿于自身宗教、殖民的视角,无法想象中国文化与社会如何摆脱尴尬的“孩童期”。但他们的这一尝试,也能从一个侧面,勾勒出帝国主义体系中中国发现儿童,建构现代性主体的图示。在这一体系中,五四作家发现的中国儿童,是尚处在“孩童期”的新国民。他们记录了现代性主体的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却无法彻底突破无知本质这层裹缚的襁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