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腐败零容忍的要求,《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还提出,加大对基层小微权力腐败的惩治力度,从高官腐败延伸到村官腐败,从高压反腐到廉洁社会、廉洁意识的形成,随着腐败势头的不断下沉,乡村腐败问题愈演愈烈,如何良性治理乡村腐败问题不仅关乎乡村自身的腐败给社会、民众带来的危害,还关乎腐败无禁区目标的实现,关乎乡村振兴战略进程的稳步推进。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腐败治理体系,符合中国国情下的腐败治理机制。全文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案例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具体分四章展开论述。文章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其次,为根治乡村腐败的弊病,结合乡村腐败触及的领域逐渐广泛、主体集中且聚集作案频率高、乡村腐败的数额大且隐蔽性强等特点,指出了乡村腐败形成的原因,即内部自律与监督机构的双重缺失、“关系网”利益驱使乡村腐败多发、乡村反腐法律制度的缺位、信息公开机制的缺失、问责机制不健全等。再次,阐释了自治法治德治各自的含义,并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讨论。自治是村民在自治组织中行使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治理模式,法治是自治的保障,德治是廉洁意识形成的内在动力。三者相结合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的协调。自治法治德治的理论基础有人民主权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善治理论。乡村反腐主体的权利来源与主权、民主、合法密不可分。作者赞同善治理论的见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以达到善治为目标。根据乡村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基于三治结合基础的农村腐败治理对策,建设乡村腐败善治新时代。大力推进村民自主监督与其他权力监督的协作,营造出一种协力监督的包围式力量。发挥法治的规则意识和保障机能,宣扬廉政思想,将廉洁意识内化成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为构建廉洁社会迈上新台阶。最后,作者构想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棱锥”式治理模型为的是实现三治结合的“乘积效应”。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形成一个彼此牵制的集合,在这个模型里,三治环环相扣,以自治为基础,深化法治理念,树立廉洁意识,营造乡村“善治”氛围,最终实现乡村腐败问题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