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为指导开展中国的反贫困斗争,并始终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贫困理论,进而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体系,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现行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全部实现脱贫,自2021年起中国反贫困工作的重心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轨。西部农村地区作为消除绝对贫困的主战场,在今后的相对贫困治理中也依旧承担着最为艰巨的任务。缓解西部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任重道远,急需长效机制的建立。尤其是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背景下,伴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如何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来指引中国贫困治理的战略进程,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缓解相对贫困的路径,进而更好地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是社会各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和紧迫性难题。文章结合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关于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维度以及应对路径的相关内容,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出发对西部农村地区的相对贫困现状进行了测度与时空演变分析,并通过构建基准模型以及分类别的回归模型,从个体与家庭特征和外部环境特征对西部农户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主要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农村相对贫困呈现逐年恶化趋势,且主要由精神贫困所致。对比以往的研究结果,不考虑精神层面所测得的相对贫困情况均存在低估嫌疑;（2）西部农村地区相对贫困状况逐渐形成了南“强”北“弱”的格局。西南地区的相对贫困状况呈现出超过西北地区的趋势。但从相对物质贫困角度来看,南“降”北“升”,而从相对精神贫困角度看,南“升”北“降”;（3）年龄越大、身体健康状况越差、政治面貌为群众且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户家庭越容易发生相对贫困。积极应对老龄群体的相对贫困、提升农户的健康水平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缓解相对贫困的重要着手点;（4）对于不同类别的相对贫困,各变量对其影响效果存在着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对相对物质贫困和相对精神贫困的影响效果方向相同;家庭人口规模、非农工作经历和经济发展水平仅对相对物质贫困有效果,对相对精神贫困影响效果不显著;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与养老保险参与仅对相对精神贫困有效果,对相对物质贫困影响效果不显著。根据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理论体系以及以上研究的过程和结论,本文还分别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尽快建立健全多维度的相对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西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强西部农村相对贫困人口内生发展动力、物质关注和精神关照并举、建立乡村振兴战略和西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衔接机制以及其它方面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西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建议,以期为西部农村地区更好地应对相对贫困提供智力借鉴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