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传播技术能否促成人类社会实现共同体理想?”这一问题为核心，根据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剖析传播技术研究的开创者英尼斯、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研究模式。论文结合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社会生活和思想历程，力图提供一个较为完整和清晰的思想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二者的技术研究模式在传播学历史中的前后向脉络、意义、影响如何，进而为我们当前的技术研究寻求一个参考性的视野和借鉴。 论文首先从加拿大特定的国家历史和文化心理范畴探讨其特殊的传播技术思想，看看这种思想如何影响了英尼斯、麦克卢汉对于技术与共同体问题的思考。 接下来分别探讨了英尼斯、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研究路径。英尼斯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长期的文化纠葛出发，他致力于解决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采取了政治经济批判和历史研究的方式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演化，把技术当作一个复合体，强调与主导媒介相联系的垄断组织如何根据自己的偏好和目的安排传播体制，坚持分析传播技术与媒介变化的历史过程，全面揭示其政治、经济、心理、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复杂图景。他认为传播技术无法避免被权力组织所收编利用，成为知识垄断的工具，因此技术只能致使人类愈益偏离共同体的理想。他最终寄希望于口语社区的恢复，以此来重建共同体生活。 麦克卢汉则看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关系变化。在他那里，媒介塑造的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心理关系，技术决定了个体与社会的感官模式、意识方式，只要能够重新获得完整的感知模式和意识对接，人类将最终实现交流的共同体状态，电子媒介正是这样一种完美的媒介。麦克卢汉的文学批评背景和天主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媒介观念和研究视角，他更多的将技术与同个体心灵和社会心理联系，却忽略了更广泛社会因素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偏离了现实生活中复杂的权力架构，站到了美国式的技术乌托邦思想传统之中。 论文重点梳理了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的传播观在传播思想史上的渊源，反思如何在传播学史中评析他们这种从文化和社会的层面上研究技术的学术模式。他们用一种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理解取代了对技术的工具主义定义，视传播为社会有机化的内在过程，而媒介则是有机社会的纽带，与人类共同体生活理想息息相关。 在对技术的审视上，他们分别代表“文化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两种研究取向。英尼斯从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境中阐释技术如何在多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形成，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同样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其不足在于忽略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到底“如何发生”；而麦克卢汉强调技术应用所带来的文化与社会关系变化，惊醒了长期被人所忽略的方面，却又没能告诉我们技术“如何产生”。最后，论文试图思考，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在今天来追溯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否不应仅仅评说他们的长短，甚至也不只是决定采用其中的何种研究路径。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当看到麦克卢汉和英尼斯为了自己的民主和人类共同体，相继走入传播技术研究领域时，我们是否也需要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技术为了什么?研究传播技术又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