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萧乾的翻译思想,主要是文学翻译思想为研究对象,期望通过研究达成以下目标：一、以史料为基础系统梳理并总结概括萧乾的翻译思想体系；二、从文坛多面性的角度全面深入萧乾的工作生活经历以实现对翻译思想的溯源；三、综合运用诠释学、陌生化及美学理论对萧乾的翻译思想进行理论阐发；四、通过萧乾的翻译实践对他的翻译思想进行验证；五、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翻译伦理学视角对萧乾的翻译思想进行透视、总结,并尝试对他在中国译论史上的地位做出探讨。论文的第一章是引言,回顾了萧乾在创作采编领域的丰富成就、源远流长的翻译生涯以及赋予译者文学素养的求学经历；并重点分“寥若晨星”、“星星之火”和“燎原之势”三个阶段总结了萧译研究的成果、分析了萧译研究的发展态势和存在不足；最后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意义、素材和方法。论文的第二章到第六章是主体部分,以萧乾对翻译理解和表达的论述为出发点,笔者分两个篇章,五个维度总结了萧乾的翻译思想。其中前两章属于理解篇,后三章属于表达篇。理解篇分为翻译选材观和译研结合观；表达篇分为忠实观、可读性思想和陌生化翻译。第二章讨论了萧乾的翻译选材观。萧乾认为文学翻译有两种做法,一是“游击战”、二是“阵地战”。真正搞翻译就要进行“阵地战”,选择和译者本人有同样的情绪或类似的生活经验的作家进行系统的译介。这一主张体现了萧乾对于翻译选材的两条核心原则：“锺爱”和“系统”。“锺爱”在前,强调的是作者和译者之间的相似性；“系统”在后,突出的是译者翻译的专一性。基于赫施对文本本意确定论和伽达默尔对“前见”的阐释,本文提出萧乾的选材观有着充分的诠释学根基,这两条原则的实质就是追求译者“视域”同作者“视域”有尽可能大的叠合。选择得当与否决定了源于译者经验和个性的“前见”究竟会成为他理解原作的催化剂还是绊脚石。萧乾称自己为“游击战士”,没有固定作者,但是他的选材体现了他对讽刺作品的锺爱,笔者认为这也自成体系。他对“锺爱”的执着,构成了翻译中理解这一步骤的基础。最后作为补充,本文还简述了萧乾的其他选材思想及其实践,如“弥空”——满足国内文艺界的客观需要和“大译”——选择历史上有定评的名作。第三章分析了萧乾对于译研结合的观点。萧乾认为文学翻译并非两种语言间的机械转换,文学研究的缺失可以造就翻译匠,却永不能成就翻译家。本文从研究对于翻译的意义、研究的专一性、内容、鹄的以及表现形式等五个方面对萧乾的研究观进行了具体阐释,并指出这一观点是上一节“前见”问题的继续。萧乾承认带来“前见”的因素中唯经历性格难以复制的同时也暗示了其它因素,如关于社会环境的知识和个人文学修养,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得到弥补。事实上不论选材是否如愿,研究都是弥补译者同作者之间差距的有效手段。此外,笔者还分三个层次讨论了翻译视域下的文学研究范畴。最后本文考察了萧乾的翻译实践,指出通过撰写研究专著、长篇序跋等方式,萧乾在重要作品的翻译上践行了他的译研结合观,可以称为一位研究型的译者。论文的第四章探讨了萧乾以原作为本的忠实观。笔者首先对“忠”、“忠实”等涵义进行了辨析,并建议取“真实”之意为翻译学中“忠实”的解释,然后从内容和风格两个方面阐释了萧乾的忠实观。在内容方面,萧乾对删节、窜改和节译持否定为主的立场；在风格方面,萧乾十分强调对作品“情感”的忠实。“情感”是萧乾倡导的“得体论”中相对于非文学体的“冷”而言的文学体的“热”之源泉,该词本身源于瑞恰慈对语言意义的四分法。联系萧乾对形神问题的看法,笔者认为,萧乾所说的“情感”与“神”殊途同归,体现在整体和局部两个层次。全文之“情感”,萧乾亦称“意境”,依托字句“情感”,而对字句“情感”的辨别和传达必以全文“意境”为旨归,后者是译者忠实之所在。此外,本文还讨论了萧乾有关译者风格和原作风格的观点,指出萧乾将原作风格作为译者忠实之本,认为理想的译者风格应当建立在译者文学素养的基础之上,达到与原作风格的融洽统一。最后,本文以萧乾的两部译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和《摇摆》为例,从音系、词汇、句法、篇章和人名的翻译多个方面讨论了萧乾对讽刺和细腻两种风格的传达。论文的第五章探讨了萧乾的可读性思想,也是他的核心翻译思想。首先是对可读性思想的溯源。本文主要从萧乾的生活背景,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生活经历,尤其是萧乾的文坛多栖生涯等角度以具体史实说明,萧乾在创作中形成的“为人生”思想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读者观是他的可读性思想的源泉；对译文可读性的重视就是萧乾坚持的文艺走向大众的思想在翻译领域的体现。接着本文分五个部分详细阐释了萧乾可读性思想的五个内涵,分别是流畅观、方言观、注释观、阅读便利观和修订重译观。萧乾认为译文应该符合中文文法,摆脱欧化色彩或“翻译腔”,做到流畅上口；在实践中亦采用了截断长句或弱化变异等形式。方言中有妙不可言的表达方式,因而萧乾赞同在符合恰当和易懂的前提下,通过在翻译中使用方言而令文章增光添彩。在实践中萧乾视情况采用方言对译、标准语译方言或方言译标准语三种方式。萧乾认可注释的必要性,钦佩详注精神,但是相比于可注即注,他更倾向于尽量少注、该注则注。他希望注释成为阅读的向导火炬,而不是搅扰读者阅读体验的障碍累赘。在实践上萧乾综合运用文内注和文外注,其中文外注中对原文细节的明晰化处理和旨在提供情节连贯性的呼应注是可读性思想的突出表现。为读者提供阅读便利一节主要针对译文的排版,如重新划分段落、改换标点符号等内容。在修订和重译的问题上,萧乾赞同前者,有条件地鼓励后者,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修订译本,甚至重新翻译的方式让读者更深刻地领会原文的精妙。在分析可读性思想五大内涵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中析出三条原则,一是文从字顺,二是容易理解,三是方便阅读。其中折射的就是译者对文学的普及和读者大众的关注。论文的第六章探讨了萧乾翻译思想中的陌生化因素,这是对忠实观和可读性思想的补充。基于萧乾对美学中的距离适度原则的阐述,本文首先解释了萧乾对读者理解限度的界定,并同时指出这是萧乾在译作中呈现陌生因素的前提。然后本文从两个层次分析了萧乾思想中的陌生化因素的构成,一是作品的文学性,在本文中主要指作品本身的陌生化形式,体现的是文学作品同源语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二是作品的异域性,是指由语言文化的不同致使源语文本在目标语读者眼中产生的异域色彩,体现的是文学作品同目标语读者之间的距离。追根溯源,前者源于萧乾的文学语言“鲜活”论,后者源于他的文化合流思想。有关后者,本文还以实例说明了两点,一是萧乾不赞同为追求等效而放弃对异域色彩的传达,二是反对过度归化,尤其是成语的滥用。概言之,萧乾虽不是典型的陌生化翻译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他思想中的陌生化因素有效地防止了可读性思想堕入极端,有益于整体翻译观的平衡。论文的第七章是结论部分。笔者总结了本项研究的特色、创新点和主要发现,并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翻译伦理两个视角对萧乾的总体翻译思想进行审视,并且尝试做出评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萧乾的翻译思想同以忠实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译论有紧密联系,它强调忠实,同时更体现了传统译论中的主流忠实观对译文读者的充分重视。但是萧乾的忠实观并不完全是归化式忠实观,文化合流的思想使他倾向于在译作中恰到好处地展现异域色彩。萧乾的翻译思想三位一体——忠实观体现了对原作的尊重；可读性彰显了对读者的关怀；而陌生化翻译折射出萧乾的美学思想和对翻译功用的认识。如果从切斯特曼提出的伦理模式来看,萧乾的翻译思想体现了再现、规范和交际伦理之间的动态平衡,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取决于译者对三者的度的把握。萧乾的翻译思想可以被作为指导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一般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有益补充。长期以来萧乾的翻译成就被认为低于创作成就,即便《尤利西斯》的翻译凸显了他的译者身份,他也更多地被作为一位实践家,其翻译思想并未得到学者的充分重视。我们希望通过本项研究可以证明萧乾不仅仅是一位翻译实践大家；他的翻译思想丰富、系统,在中国的译论史上应有一席之地。最后我们指出了论文的局限性,并对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