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爆发了 SARS、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新冠肺炎及其他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安全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蔓延对各国及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远非单一国家能够应对,而是需要各国、各地区、各部门实现多主体、多层级的协同防控,才能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快得到控制,尤其是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薄弱的卫生公共资源无法支撑其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因此国家援助刻不容缓。然而,现实中各主体之间由于目标、地位、利益等不尽相同导致防控矛盾凸显,诸国应对全球疫情的不利局面显示了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的脆弱性,反映了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缺乏紧密协同与有效援助的困境。如何对国际抗疫主体间的博弈关系进行梳理,剖析各主体抗疫援助的重点关注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已成为国际抗疫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博弈理论对疫情背景下的国际援助合作展开研究,选取援助国和受援国两个国际抗疫主体,通过构建一次援助及多次援助下的微分博弈模型,对援助国受援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建模分析,确定不同情形下各个主体的最优决策变量。具体为:在第三部分,建立援助国一次援助下的微分博弈模型,将援助国的援助努力水平,受援国的防控和救治努力水平刻画为决策变量,考虑分散决策模式、成本分担模式及协同合作三种模式下双方的收益及成本,得出双方的最优抗疫努力水平,并将三种模式下的最优努力水平及收益进行比较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及管理启示,最后采用中国对意大利实际援助案例进行案例分析,验证前期得出的相关结论。在第四部分,考虑疫情多次反复的特点,建立援助国多次援助下的微分博弈模型,将援助国的单次疫情援助量和受援国的单次疫情有效救治量刻画为模型决策变量,将受援国的多次防控政策的调整刻画为影响援助国具体援助量的参数体现在模型中,分别得出受援国完全放开防控和不完全收紧防控情形下双方最优决策变量,并将两种情形下的决策变量进行比较分析,并对模型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得出相关结论。最后采用中国对南非援助案例进行案例分析,获取相关实际数据验证前期结论。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一次援助情形下,受援国的努力水平在分散决策和成本分担模式下不会做出改变以确保最大可能的遏制国内疫情蔓延,但在协同合作模式下努力水平更高;援助国的努力水平在协同合作模式下最大,成本分担模式下次之,分散决策模式下最小,即尽管分散决策模式双方均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做出的决策,但在协同合作模式下,系统总效益优于前两种决策模式下。协同合作模式可看作为援助国提供了激励,使其为受援国提供了更多的援助,这对于阻止受援国内疫情蔓延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于受援国来说,协同模式确保了更大的努力水平,不会只顾从国际疫情改善中获得的收益而放弃疫情控制。总的来讲,协同合作模式具有更优性,阻止了抗疫双方偏离合作。第二,在多次援助情形下,援助国在受援国收紧防控管控时给予较多的单次援助量,在不完全收紧时给予的援助量较小,有趣的是,在受援国趋向于完全放开管控的情况下,援助国的援助量趋向于零。对于受援国来说,完全收紧防控时的疫情救治量大于完全放开时,这一结果表明受援国积极防控时期的收益优于放宽防控时的情形,也就是说,对于受援国来说,在疫情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加强疫情防控政策仍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