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对中国近代文化乃至政治变革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本文目的在于阐明“新民说”时期他的国家主义倾向，分析其国家主义的内在特点，及其与明治时代日本思想的关系。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国家主义视“国家”为人类最高群体，区别于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坚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鼓吹个人为国家无条件奉献。这些观点在梁的“新民说”中都有体现。 首先，到日本前与后，梁启超的社会理想实现了由“天下群”到“国家群”的转变，换言之，政治伦理方面的“群己关系”内容不再是个人与普遍的“人类群”的关系，而是个人与“政治国家”的公私之辩。梁之放弃大同理想与明治时代日本流行“公于国家”的理论有关。启蒙大师福泽谕吉以“爱国心是私于一国的思想”，号召人民为国家的利己主义服务，同时加藤弘之的进化论也不同于人类进化将臻于尽善完美之区的目的论观念，而鼓吹人民应为国家的健全幸福而努力。 其次，梁的自由观也表现出国家主义的倾向。梁之所谓自由，并非是包含权利、个性、民主等含义在内的政治自由，而是真我同一、听从良心之自由；这种自由观与国家有机体说相结合，成为张扬团体(国家)自由、抑制个人自由与个性的国家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在自由与权威的关系问题上，有见于明治绝对主义政权的威力与速成性，梁认为中国应实行开明专制，即以专制客体(国家，而非人民)为目的的专制统治。 另外，梁启超还利用传统资源——王学，来培养具有爱国情感、侧重行动的国民性格。他从王学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出发，要求人们必须有良知指导下的社会行动，有爱国之心就要行爱国之实。将知行合一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的倾向，是日本阳明学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王学与日本武士道传统相遇的产物。武士道并非成文法典，而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惟其不言不文，通过实际行动，才能看到强有力的功效。梁正是看到了日本阳明学中反映出来的一个内在取向和侧重行动的人格形象，才相信王学可以担此重任。 不过梁启超思想中的国家主义并没有象日本的国家主义那样开花结果，在20世纪众多社会、文化思潮中影响甚微。究其原因，既有现实政治格局方面的，也有思潮消长方面的。首先就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没能建立起国家的象征系统，所以国家至上的观念难以培养；从满清到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在政治操作层面的无能和腐败，更损害了国家的形象。相反，以天皇为首的明治绝对主对主义政权，却是日本人心中的国家的象征和骄傲。其次，“仁”的传统伦理也不配合，中国“从道不从君”的理性伦理观念，与日本人民对天皇宗教般的报恩心理明显不同，国家主义的不择手段式的政治权威不会被中国人接受。 更重要的是，思潮的互相影响和濡化也消解着国家主义。就社会理想而言，一方面，“大同”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理想，特别是社会主义，其激进的社会革命方略比国家主义的保守道路更切合中国的现实需求，符合国人的意愿: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要求国家尊重个性、权利，而反对国家主义的刻板统一。在此主流意识下，保守派的国家主义的渐行渐消，可谓历史之必然。 梁启超的个案折射了国家主义发生初期的思想环境、也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主义缺少国家主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