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崭新时期。从1985年起至今,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六个关于向全体公民普及法律知识的决定,并已连续实施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20多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运动,为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以农业人口居多的大国,少数民族乡村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事关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整体实现。无疑,经过20多年“全民普法”运动的不间断开展,法律己大规模地进入少数民族乡村,并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冲击着“乡土社会”的知识结构与规范秩序,而当地民众的法权意识、法制观念以及在利益博弈中的话语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由于受历史、地理、文化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以及普法观念、普法运作模式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乡村开展的普法实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目的与结果上呈现出官方话语和民间现实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分裂”与“背离”。鉴于此,本文将“普法运动”放置于乡土法治建构的社会背景下去审视,通过对实地调研成果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解读,借助法理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的多重研究视角,从理论层面系统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乡村普法工作的运行和发展状况,细致剖析了影响、制约与促进民众法律信仰形成的因素,着重探讨了普法过程中“政府与民众”、“国家权力与乡土秩序”、“社会控制与权利维护”间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有关完善我国少数民族乡村普法工作、促进“乡土社会”法治化建设的理论建议。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导论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缘由和意义、既有的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一章是对“法律普及”概念的释义,并对实施“全民普法”运动的政治基础、法律依据和乡村普法的社会价值进行了宏观阐述；第二章则从少数民族乡村的现状入手,考察在少数民族乡村开展普法工作的特殊性,分析“维护社会秩序与实现国家权力渗透”、“增进自我管理与适应民众需求”等双重普法目标；第三章围绕“普法具体实践”这一主题展开,从传受双方与传播方式两个层面详细探讨了法律在少数民族乡村的传播路径、传播过程,以及不同普法模式对普法成效的影响和由此产生出的问题；第四章主要通过对访谈材料的梳理,揭示出乡民们对普法工作的态度、认知以及影响他们学法、守法、用法的因素,并以此透视普法在少数民族乡村的运作实效,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意见。最后一部分为结语,是对全文主要观点的概括与总结,并就“乡土法治实践的走向”进行了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