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制度在刑事政策中被称为除刑罚和保安处分之外的第三支柱，并被视为一种具有“多元作用的独立性的刑法反应手段”。它集刑罚社会化、个别化、人道化于一身，符合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在人权保障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缓刑无疑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观中国缓刑制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无论是从我国刑法理论界对缓刑制度的研究现状来看，还是从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促进缓刑理论发展的角度考虑，都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深入研究，认真反思这一制度。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缓刑制度上都在相互吸收对方的合理性因素，并针对本国的国情，不断细化缓刑立法，如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缓刑的类型等。与国外一些法制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缓刑制度立法比较晚，其发展也相对滞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尤其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一词，衡量标准过于抽象化，赋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大量判处职务犯罪以缓刑，而国际上被法官大量适用缓刑的过失犯罪在我国的缓刑适用率却非常低。为了限制缓刑适用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细化我国的缓刑立法。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融合的今天，各国的法律也出现了相互移植、融合的趋势，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有必要加快自己法制建设步伐。刑法作为社会保障机制的最后一道屏障，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刑罚消灭制度，缓刑制度充分体现了人类轻刑化的发展趋势。而中国的缓刑制度无论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众多不足之处，本文将结合世界上缓刑制度的先进立法经验及中国的实践经验，重点从限制法官在缓刑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这一角度来探讨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以期对中国的法制建设贡献自己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