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东连关陇,西通西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自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央政府先后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于此同时,还派驻了大量军队,对河西地区进行屯垦经营,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儒学也随诏令传入河西地区,经过中央政府的着力经营以及边塞数十代人的努力,呈现出了文化繁荣的景象。汉祚尽失以后,河西地区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战乱时期,各民族政权为了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立足,不得不招揽人才,大力兴学,这与中原地区战祸连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摧残的境况截然相反,从整体上来说,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儒学继续向前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儒家思想文化再次西渐,并成为河西地区的文化主流。唐代前期,针对“隋氏道消,海内版荡,彝伦攸篸,戎马生郊,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的儒学凋零状况,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等统治者都采取了相应的举措,试图推动儒学的发展,从而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方针。河西政权逐渐稳定之后,州县地方学校相继重建,中央的文化举措通过学校逐渐落实到了地方,这为河西地区培养儒学人才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儒学人才的培养,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因此,中央和地方所推行的崇儒举措,成为河西地区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特殊的群体成为了儒学传播的重要载体。首先,河西地区的世家大族世世代代垄断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经百年而门第不倒,形成了厚荫积学的优良传统。其次,前往河西地区的很多士大夫,他们接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在河西地区为官期间,进行了许多创作活动,并且把儒家思想践行到地方治理中,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三,学生既是文化的主要学习者,又是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通过习字、作诗、研读儒家经典,保证了儒学的代代相传。其四,除了河西本土的世家大族、从中央前往河西的士大夫、各种学生以外的其他群体,他们抑或携带儒学典籍,抑或长期滞留河西,也对儒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总而言之,这些不同的群体,构成了儒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儒学的传播,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风俗产生了深刻影响。唐政府从初创到河西地区陷蕃长达一百七十余年时间里,政局稳定,社会安定,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在经济上,儒家所倡导的重农思想渗透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推动了农业、畜牧业地快速发展。在思想文化上,民族交流融合进一步加剧,部分胡族站在汉文化的立场上极力讳言其原来的民族出身,把汉人的名人先王假托为自己的祖先,以此来表明自己也出身于华夏正宗。河西籍蕃将认同和接受汉民族,极力维护以汉族为主体的唐王朝在统治中的主导作用,于此同时,河西籍士子热衷于研习儒家经典,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儒学教材,如《周易》《春秋谷梁传》《孝经》《尔雅》等典籍确实传播到河西地区,在敦煌、甘州、凉州等地出现了一大批科举人才。“安史之乱”后大批书生士子流向私学,私学逐渐承担起了国家教育的重任。蒙养教育、经师讲学和寺院教学成为了河西地区的主要教学形式。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的忠孝思想也进行了一定的吸收。在风俗习惯上,影响主要分为两层:一是对时人居住地的影响,河西地区的地名在名称上出现了儒家化的色彩,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逐渐体现了出来;一是对居住者的影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保留原有民族特征的基础之上,又增添了许多中原文化色彩。总之,儒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