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乡土文学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参与其中。乡土小说又是女性形象大幅产生的场域，它的意义生产与女性形象密不可分。一方面，各式各样的女性在乡土文学中获得了别样的生命和价值，被书写，被铭记；另一方面，许多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又作为一种符号被编码进文学与国家的现代性建构中，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其特殊的功用。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乡土文学的复苏，对女性形象的符号表达也逐渐走向了巅峰，这在刘庆邦、贾平凹、李佩甫等乡土意识浓厚的作家笔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乡土小说中，可以归纳出的三类女性符号分别是：被限制在童年和自然语境中的少女、延续女娲神话强调生育和救赎功能的母亲、被过分呈现身体而忽视灵魂的“女妖”。这三者因模式化、类型化的书写而构成了“符号”。　　女性符号之所以在乡土文学中被广泛运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形象内涵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与民族—自我的身份确认。其中，少女形象正如“儿童”一般指称着人类逝去的，也是永恒的精神家园“乌托邦”；母亲构成了受难与救赎的主体，她的身上延展出了乡土—国家—文化的诸种隐喻；作为欲望化身的“女妖”，既体现着男性的审美理想，又是“女妖—圣人”模式下的牺牲品，她们身上体现着正常人性为主流文化所不容的部分。　　女性符号承载了丰富的意义，是切入乡土文学与时代文化的一个突破口。但被囚禁在“美”和“意义”的金屋中，女性只能是代言人与失语者，并不具备自我发声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小说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女性形象以及乡土创作与现实间的巨大裂隙；二是把女性定义为“他者”暴露出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三是作家主动融入市场或被市场胁迫所造成的女性消费与欲望泛滥。这也成为现代化转型之际文学病症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