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行为是公司成长和利润增长的重要基石,高效、科学的投资决策能够推动公司不断发展,并对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增长起到了重大牵引作用。而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却隐含了大量的重复、过度建设等投资行为,这一现象会造成公司价值的下降以及社会资源的浪费。随着股权的集中,控股股东对制定企业投融资决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控股股东能够享有的控制权收益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共享收益,按其所持股份享有的部分；二是控制权私有收益,是其所拥有的控制权带来的无法由他人享有的额外收益。控股股东为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会做出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投资决策。在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过程中,控股股东会通过制定各种非效率投资决策而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极有可能采用净现值为负的项目,造成企业的过度投资。作为负债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贷款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加重控股股东的道德风险,引发更严重的过度投资；另一方面,银行贷款作为一种负债融资能够对企业管理层的投资决策产生约束作用,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是由于普遍存在的预算软约束,银行贷款的这种抑制作用也会相应的弱化。因此,考察控制权私有收益、银行贷款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作用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采用先理论后实证的方法,对控制权私有收益、银行贷款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在理论方面结合第二委托代理理论,主要分析了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形成过度投资的影响机理,以及基于信息不对称和预算软约束理论,分析银行贷款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机理。实证部分首先选取2012-2014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 (2006)的预期投资模型估算样本的过度投资程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控制权私有收益、银行贷款、股权性质等因素对过度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有促进作用,而且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对过度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更加显著。银行贷款在整体上引发企业过度投资,且这种加剧作用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上市公司引入股权制衡来弱化控股股东谋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能力,对控股股东形成有效的制衡,股权制衡有效地缓解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