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信”在中国作为一种互动关系模式一直受到重视,且这种重视不仅限于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国家建设上。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调查表明中国大陆的政治系统享有很高的民众信任,但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存在较高比例的信任流失情况,而且央地政府信任存在央强地弱现象。现有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研究有很多,但较少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思考中国政治信任正在发生的变化。本文认为,转型期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引致人口与社会大变迁,进而可能对原有政治秩序造成冲击。由此,本文试图研究转型期大规模人口迁移背景下,社会变革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具体而言,本文围绕两个主题进行研究:一是由户籍分割和人口迁移形成的不同类型人口,如农民、农民工、农转非人口以及城市原籍居民等,他们在不同层次政治信任上的差异;二是讨论造成不同类型人口在不同层次政治信任上差异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第5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等多项全国性调查数据,以群体比较的方法,从制度排斥、都市观念与制度合法性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不同类型人口的政治信任状况,以及影响这些人口在地方政府信任,高层政治信任和政府信任流失等方面的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如下:第一,农民、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农转非人口和城市居民在不同层次政治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1）在政治制度信任上,农民和本地农民工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外出农民工、农转非人口与城市居民没有显著差异;（2）其他类型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3）外出农民工和农转非人口的地方政府信任显著低于城市居民,农民、本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没有显著差异;（4）政治人员信任,包括政治精英信任因子、党政领导干部信任和党政机关办事员信任等,分析结果显示,农民的三种政治人员信任显著高于城市居民,其他类型人口与城市居民没有显著差异。克服务工和迁移入户的样本选择性偏误,分析结果表明,本地农民工在中央政府信任度上显著低于农民,外出农民工在政治制度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上均显著低于农民;农转非人口在政治制度和中央政府信任上显著低于农业户籍人口。第二,鉴于外出农民工的地方政府信任显著低于城市居民,本文以户籍性质为自变量,制度绩效、社会资本和权益损害为中介变量分析了外出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包含农转非人口和城市原籍居民）的地方政府信任差异。结果表明,（1）外出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在制度绩效、社会资本和权益受损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社会不平等;（2）职业地位、家庭年收入和主观政府绩效评价等三个制度绩效变量在户籍分割与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即控制这些制度绩效变量不是减少,而是扩大外出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之间的地方政府信任度差异;（3）社会信任、正式组织活动参与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对户籍分割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控制这些变量可以缩小两者在地方政府信任中的差异;（4）权益受损在两者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总的来看,外出农民工的地方政府信任之所以显著低于城市户籍人口,就在于外出农民工在城市受到制度性排斥,遭遇诸多社会不平等。第三,根据政治制度信任与中央政府信任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特征,本文从城市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都市观念在城-乡常住人口中高层政治信任差异的调节作用。分析发现:（1）城市环境在塑造人的观念上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外出农民工、农转非人口和城市居民等城市常住居民比常住农村的农民更独立自主,向往自由,厌恶不平等及更试图参与政治;（2）自主人格、个人自由观念、社会冲突认知、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归因、政府服务人民因子、政治行动效能因子等因素对政治制度信任和中央政府信任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而税收征用征询、政治建议效能和政治影响效能等因子对政治制度信任和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调节分析表明,在政治制度信任方面,自主人格、个人自由、社会冲突认知、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归因、政治建议效能和政治影响效能等对城-乡人口的政治制度信任差异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4）在中央政府信任方面,自主人格、社会冲突认知、社会不平等的政治归因、政府服务人民因子、政治行动效能和政治影响效能等对城-乡人口的中央政府信任差异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换言之,这些由现代城市环境所造成的都市观念使城-乡人口的高层政治信任产生了差异,城市常住人口更具批判性。第四,针对中国政治系统所获得的高信任度和政府信任流失现状,本文从制度合法性的角度检验了文化观念、利益冲突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分析结果发现:（1）传统政治文化、近代富强观念与当代意识形态宣传对政治制度信任、中央政府信任和公务员系统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交互分析表明,这些因素对不同类型人口的政治信任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2）收入不公平感知、政府不公正对待和群体性事件经历等负面因素增多会使民众更倾向于选择信任中央政府或对央地政府均无信任,而互联网使用的增加将导致民众直接倾向于选择不信任央地政府,交互分析显示,这些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人口的信任选择中没有显著差异。最后,根据上述经验发现,本文讨论了传统基于户籍控制的合法性建构与现代性的张力,其中,公民社团增进政治信任的作用受到户籍排斥的抑制,现代都市观念导致城市人比农村人更具批判性,社会变迁导致的利益冲突和互联网的观念多元化,这些因素都对政权合法性产生了挑战。此外,本文还讨论了现有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