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急剧转型、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底层现象被广泛地关注。农民工因其收入微薄、生存艰辛而被纳入底层的范畴。农民工不仅成为打工作家的书写对象，而且成为职业作家的叙述对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职业作家涉及这一人物形象类型，几乎构成一种文学创作潮流。　　职业作家的农民工书写，着力于描写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物质挤压和精神创痛，展示他们在苦难中的人性裂变。面对极度不公的社会条件和艰难的生存环境，部分男性农民工走上了暴力复仇的道路，部分女性农民工则以身体为资本同城市博弈，这些行为大多指向进入城市的诉求，并且几乎所有的矛盾都集中于城乡二元体制。不得不说，这些文本及时深刻地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和困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在职业作家笔下，农民工形象塑造又显现出“被叙述”的痕迹。　　苦难固然是大部分农民工的必然遭遇，但职业作家在书写苦难的时候，往往堆叠多种苦难在同一个人物身上，而且这些苦难，大多数是由偶然性巧合造成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上代表性，也无法拓展人物性格深度，无法增强社会批判力度，苦难成为了作家们宣泄道德激情的突破口，农民工成为了展示苦难和同情的符号。　　在农民工群体中，暴力和卖身是确实存在的现象，当进入文本，鲜血暴力和出卖肉体表现出双重意味——指向为富不仁、逼良为娼和公平缺失的社会批判，以及对消费文学、大众文化语境的迎合——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农民工形象是被叙述的。　　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出现，是现代性发展和城乡二元体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在许多职业作家笔下，农民工对城乡的态度被大大简化了，要么是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城里，要么是无限留恋乡村，而这两种态度都远离真实复杂的农民工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工自身的主体性丧失了，成为城乡对立的人物映射，成为被叙述的底层。　　在叙述的层面上，叙述者频繁越位干预农民工的言行，使农民工成为某种思想见解的传达者，某种生活体验的被动接受者;而为了追求真实感和现场感的第一人称叙述，使文本中出现较明显的叙述裂隙。这虽然只是部分现象，却也能反映出职业作家在书写底层时叙述立场的暧昧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