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基督教经济思想扎根于《圣经》的原罪说和财富观。《圣经》中“爱上帝”的诫命与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灵肉二元论结合,导致了禁欲主义——中世纪经济思想决定性因素的出现。基督教的重农主义、公平价格学说、高利贷禁令和私有公用等经济思想的形成都是为了遏制人性中的贪欲。基督教会作为中世纪的精神权威,其重农主义对西欧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世纪基督教来说,劳动具有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一方面,劳动是克制肉欲,救赎灵魂的修行方式；另一方面,它在保证教会自己自足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为教会的纵欲提供了物质条件。与重农相对,神父们从禁欲主义出发,异口同声地斥责商业是毁坏灵魂的职业。经院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公平价格学说和高利贷禁令遏制人类的贪欲,避免商业活动欺诈、低买高卖、以次充好等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同时,中世纪基督教放弃了《新约》中信仰与财富对立的看法,在认可私有财产合法性基础上倡导私有公用。而且,基督教继承《圣经》中“爱人如己”的道德诫命,提倡济贫,并使之成为财富占有者的义务和教会的责任。济贫、公平价格学说以及高利贷禁令是中世纪基督教抑商的主要手段。可见,所谓抑商并不是取消商业活动,而是削减商人心中的贪欲,以仁爱、公平、诚信等道德伦理规范商业行为。如果单从神学家的著述考察,很容易得出中世纪基督教奉行重农抑商的禁欲主义经济思想。但如果从教会具体实践活动考察,会发现基督教在宣扬禁欲的同时却放纵自己的贪欲这样的悖论。教会作为中世纪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利用各种市场特权和通行权将土地剩余产品贩运到西欧各地,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为了保证占有土地不受世俗侵犯,教会修城堡,建立独身制度,与世俗王权争夺授职权。《圣经》中的原罪论成为其大肆攫取财富的工具。赎罪祭和赎罪银在中世纪表现形式更为多样。我们看到有土地捐献、遗产捐赠这类信徒自觉自愿宗教行为,还有教会兜售赎罪券、贩卖圣徒遗物这类买卖灵魂的行为。为了攫取更多土地和金银,它甚至不惜发动十字军东征。教会并没有做到其所提倡的“私有公用”,而是将巨额财富用于自身挥霍。禁欲与纵欲的矛盾引发了中世纪基督教内部的教派改革。为了消除贪欲的修道院改革却都因自身的奢侈糜烂成为被革新的对象。继克吕尼派、西多派和托钵僧派改革失败之后,宗教改革在中世纪末兴起。加尔文所提倡的勤劳、节俭,反对放纵挥霍,以及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发财致富,实为新社会经济环境中对中世纪基督教禁欲主义经济思想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