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共行政学诞生以来，人们对“公共”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着政府（或国家），尽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公共行政，但事实上它却局限于政府行政的范围之内。当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逐渐偃旗息鼓之后，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行政理念却真实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批判和质疑，重新对“公共”进行释义，强调公共利益的表达方式由政府转向民间的呼声正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深入持久地影响，人类社会正走向一种强调利益多元化和组织多样性的“开放社会”。主导国家发展的动力逐渐转向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府的传统权威地位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过程中，以强调公众参与和公共责任，突出公民社会与国家互动的公共行政理念正逐渐成为促进各国实施政府改革的重要驱动力量。这种认识的转变也代表了公共行政主体范围正不断扩大的趋势，公共治理已经成为公共行政新的代名词。由于公共治理的概念涉及到公共性，这也就意味着治理的主体是公众，公共治理涉及的管理范围不仅局限于政府的内部管理，而且扩大到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　　 公共治理范式的出现实际上代表了一种行政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即由整体主义向个人主义再向社群主义的转变。传统的行政偏向于权力的层级控制，强调以权威作为主要的协调机制；新公共管理偏于市场调节，主张以市场化的竞争作为协调的机制；而公共治理则偏向于社会组织的自治，提倡以信任、网络等为基础的协调机制。从组织形态来说，网络是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体现，网络的组织观点既不同于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以个体原子化为特征的无组织状态，也不同于强调无差异的整体形式，而是一种弥合了两种极端状态的发展方式，同时网络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组织概念，它形成一种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公民自发的联系形式，在这种组织形态中人们由原来生活在“小盒子”里变成了生活在各种组织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网络化公共治理的出现一方面体现出主体之间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一种积极参与的行动机制，它为我们展现出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另外，网络化公共治理不仅改变了实施社会管理的组织形态，而且还改变了传统行政的主体的范围，公共行政也由“层级制的管理”变成“网络组织的管理”。这反映出由各种社会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正迅速地成长为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一种新兴力量，它一方面通过公民相互之间的合作来改变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对公共权力实施有效监督；另一方面又是促进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相互沟通的手段。　　 结合实际来看，探讨网络化公共治理的形成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已初步形成与市场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开始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公民社会发育还不够成熟，这不仅需要继续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和自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还需要国家加强立法、制度建设和建立服务型政府。显然，在我国的网络化公共治理模式中发挥政府的支撑作用，将为社会的顺利转型奠定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