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常生活空间”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中,交往主体的日常活动空间范围。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在功能上,这个区域能够基本满足社区的各种需要,使社区得以维持和发展;(2)、在这样一个空间范围中,人与人之间有着充分的互动机会,在生活中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以至于彼此相互熟识。一般以为,在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把农民禁锢在土地上;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消遣主义”经济使农民不思进取,终老故里。但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空间究竟有多大呢?美国学者施坚雅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依据“中心地”理论,根据对川西的实地观察,认为基层集市是农民的日常生活空间。施坚雅先生的模式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然而,由于中国区域间的差异和方法论上的某些谬误,这个模式的解释力是有限的。美国的另外一位学者杜赞奇对这一模式提出了置疑。尽管,杜赞奇关注的是:“文化网络”中内生的权力,但他的研究蕴涵着这样一个思路:“文化网络”中的各种文化结构间尽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是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日常生活空间是多维的,不能用某种单一的维度来确定一个村落的生活空间。沿着这一视野,通过实地观察,作者认为,在选定的这一个案中,村民的日常活动主要有三种:赶集、联姻和祭祀。于是,作者首先对层山村的集市贸易圈、通婚圈和祭祀圈进行了描述。为了能够揭示更为稳定的日常生活空间,本文把研究的时间一直上溯到明代。通过对层山村的集市贸易圈的描述发现:首先,藤田新墟由周边的八个大宗族所分割,这说明了作为一个集市不仅仅是一个贸易的场所,由于其附着的利益和公共领域的秩序维持所产生权力是各个宗族追逐的对象。集市圈所体现的不仅仅是贸易上的往来。其次,清代时期,层山村的贸易重心转向了东南山区,这主要是农耕经济和山林经济的互补性。总的说来,在清末人口高峰期,永丰乡以集市为中心的区域间呈现出简单的分工态势。这使得集市间的有机联系加强,层山村村民的贸易空间也得以扩展。从明代至清代,通婚圈的变化并不明显。尽管,由于东南山区的开发,与之交往更为频繁,两者间的通婚数量有所增加,但通婚圈的重心依然是位于北边的各个大宗族。这主要是由于,通婚圈的变化不仅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作为一种制度,其内在的规则也限定了通婚圈的基本范围和变迁状况。神庙是乡村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神灵的神力是普适性的,然而,由于祭祀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和祭祀组织产生的权力,当某一信仰被某一族群所接受时,它就有了排他性和封闭性。层山村的隋炀帝祭祀圈、新墟的天王庙祭祀圈及石广的关帝祭祀圈,一被占有之后,其他的利益群体就被排除在祭祀圈之外。因此,祭祀圈的变化是不明显的,它只能随着象征群体的变化而变化。在通过对三圈的描述#分析与对比从而得出了:明清时期,层山村的日常生活空间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它的核心范围远远不止于一个基层集市。这一研究也说明了一个村落的日常生活空间很难有一个划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