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以及“双循环”背景下,我国企业不断深入地融入全球化经济浪潮之中,各企业为了能够快速开拓全球市场、尽可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主动权,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择进行跨国并购这种快速扩张的外部发展方式。而随着互联网及电子设备的不断发展,信息传递变得越来越高效而复杂,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越来越取决于能够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因此企业的跨国经营活动与社会文化活动、社会舆论宣传也开始密切相关,并且舆论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中的关键。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研究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国家舆论对于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在并购倾向、并购数量、并购规模以及并购绩效等方面有哪些影响并考察了企业所有权和行业异质性。本文利用谷歌GDELT数据库中的新闻数据,计算并得出了 2003-2019年全球72个国家（地区）对华舆论、我国对东道国舆论的每月舆论得分。同时以200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1100个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以信息不对称理论、社会类化理论等为基础,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与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本文使用Logit、Probit二元选择模型、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以及稀有样本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并从东道国投资风险、舆论的经济影响力和企业投资成本等角度阐述了理论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我国对东道国的舆论、东道国对我国的舆论都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倾向,同时舆论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和所处行业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跨国并购倾向受东道国与我国舆论的影响更大,且双边舆论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倾向的影响相对更大。此外,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舆论评价对并购规模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仅发现我国对东道国的舆论对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其次,研究还发现,双边舆论对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频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长期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在并购频率方面,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于舆论情况更敏感,即国有企业更趋向于在舆论情况较好的情况下发起更多的跨国并购;在并购频率方面,制造业企业对于双边舆论的影响相对更敏感;对于并购绩效,东道国对我国舆论越积极,服务业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长期绩效越好,但制造业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长期绩效反而下降了。结合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企业往往存在信息接收、反馈和发布不及时的问题,应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深挖舆情数据价值,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多信息指导,有效预警和应对负面敏感舆情,降低“走出去”的投资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要警惕舆论风险,海外企业应提高舆论把控能力和危机公关的反应速度,注意企业的海外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企业在外经商形成好的环境。本文首次从多个角度研究双边舆论对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同时创新地使用GDELT新闻数据库来获取双边舆论指数。从理论上开拓了双边舆论角度探究企业进行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的新领域,同时为我国企业如何控制海外投资风险,优化跨国并购决策,发挥媒体舆论的力量提出相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