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尽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总体而言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制约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继续提高的,一方面是企业内部薄弱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外部面临的多维复杂的国际化环境。进入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核心内容,也一直是国际商务研究中的重要主题。经过长期的发展,进入模式选择研究的三大主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以及资源观——已经形成。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方面不足。首先,交易成本理论与资源观之间仍有许多相互交叠,也存在着争议的地方,值得进一步澄清。学者们已经发现,有必要把企业需要转移的那部分特有资源,与企业用来控制或促进这种转移的组合能力区分开来。但这种探讨目前还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在进入模式选择领域中的相关实证研究还较为缺乏。其次,现有研究对于制度因素的应用都较为笼统。尽管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制度因素包括政治、文化等不同方面,并且在实证研究中同时使用到不同方面的制度因素,但现有研究大多都只对制度因素的各个维度做出方向一致的预测,而没有细致区分不同类型的制度因素可能在不同情境下具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企业面临的内外两大现实挑战,恰好对应于进入模式研究理论发展的最新关注点。本文研究的问题,也正是建立在这现实背景与理论背景的共同聚焦之处——在一种包含着政治、文化等多维度的国际制度环境中,对于企业特有资源与国外市场资源的组合,以及组合能力的考虑,是怎样影响中国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的。这个基本问题又包含三个子问题：(1)作为两种不同属性的资源与能力,特有资源与组合能力在进入模式选择中,各自扮演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2)作为制度环境的两个重要维度,政治与文化在一个拥有着多种类型资源的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中,各自会产生怎样不同的影响? (3)当同时考虑组合能力与多维制度环境的作用时,组合能力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针对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三阶段的研究模型,分别考察在进入模式选择中组合能力对资源组合影响的调节作用,规制差异与文化差异对资源组合影响的调节作用及其侧重,以及在规制差异与文化差异大小不同的分组中组合能力调节作用的变化情况,并提出了相关的研究假设。通过以2008年到2012年之间,由210家中国上市公司完成的538项境外投资活动为样本的二手数据实证研究,本文发现：首先,在中国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中,组合能力的影响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模式替代效应—一企业的特有资源基础首先在进入模式选择中产生了一定的对资源获取、转移、与组合的需求,企业通过较强的组合能力可以帮助实现这些资源组合目标,从而削弱了企业通过特定的所有权或建立模式来实现目标的需求。对这种模式替代效应的确认,证明了资源观是通过这种方式对交易成本理论构成了有益的补充,从而回应了交易成本理论对资源观在进入模式选择解释贡献的质疑,也为两种理论在其他问题领域中的结合方式提供了一种参考。其次,不同类型的制度差异对不同类型资源的转移具有不同的影响。规制差异对技术资源影响的调节更加明显,文化差异对营销资源影响的调节更加明显。通过这样的发现,对制度理论对进入模式选择的解释在更加细分的维度上提供了补充,从而深化了对制度因素影响的理解。再次,当制度差异发生变化时,组合能力表现出理论定义对其赋予的应有功能,在制度差异较大的分组中表现出更显著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因为制度差异的增大而发生组合能力本身的转移障碍,继而造成自身调节作用的失效。这一发现明确了组合能力在进入模式选择中的调节作用随着制度差异发生变化相应地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对资源观与制度理论在这一处结合点上的解释缺失提供了补充,也使对组合能力可能发挥作用的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些理论贡献也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实践带来了相应的启示：企业可以利用柔性的组合能力替代刚性的模式需求；根据具体的资源组合需求关注不同的制度影响：以及在面临较大的制度差异时注意发挥组合能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