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据治理已经成为单一民族国家难以解决的难题,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不同国家对于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呈现出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于,现阶段全球出现了三种价值取向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制模式,具体包括以美国为代表的以“自由贸易”为导向而形成的法律规制模式,欧洲以其传统的“人权保护”为基础而形成的法律规制模式,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以“主权保护”为导向强调国家主权优先的法律规制模式。“自由贸易”、“人权保护”与“主权保护”,三种价值取向存在一定的冲突,形成了法律上的“威斯伐利亚现象”。面对这种“威斯伐利亚现象”,单一国家的法律规制已经无法妥善治理,必须借助全球协同合作。在第二轮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通过推动全球法律美国化运动,将极具美国价值的法律推向全球。随着美国的衰弱以及各经济体的崛起,美国丧失了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绝对的话语权,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制领域的体现就是“自由贸易”价值再也不是一家独大。欧盟通过制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等一系列的超国家法来反对抗美国的“自由贸易价值”。欧盟为制约威权主义以及与“国家”的对抗,形成了“人权保护”的价值传统,这种价值也嵌入了欧盟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中。国家安全与主权独立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调的重点,中国一直强调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其原因在于中国等经济体认为网络主权是传统主权的延伸。互联网社会是“赢家通吃”的角斗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凭借先发优势掌握了技术上的所有权,又通过经济全球化控制了国际话语的制定权。中美模式价值的冲突在于“自由贸易”和“主权保护”的对立,集中体现为数据是否应该本地化。数据本地化之争的实质是数据的法律管辖权之争,当数据本地化之后,该国即可进行管辖。中欧模式价值的冲突在于“主权安全”和“人权保护”对立。主权的本质是疆域内的绝对控制力,是一种管领力。而欧盟由于经历了纳粹的统治因此强烈地反对威权主义,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对抗。这两种价值本身并不存在高低。中欧一直无法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达成协作的原因在于欧盟担心中国主权至上的治理模式会侵犯欧洲公民的基本人权。欧美模式价值的冲突则是“自由贸易”与“人权保护”的对立。这两种价值的冲突更多的是因为出发点的不同,“自由贸易”价值取向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充分地发挥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会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从而会导致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福利增加,由此为国内、国际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由于不同国家(地区)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制背后的价值选择不同,导致全球性的跨境数据流动法律规则始终难以构建。但是,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三者之间仍有相互协调的空间。目前,各国通过谈判、签订双边或区域性协定的方式进行了初步的协调,同时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数字贸易以及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谈判议题。跨境数据流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法律、经济、政治、外交、人权等多方面多维度的难题。所以,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模式应从多个角度与面向来探讨。总之,跨境数据流动的法律规制难题并非单一国家能够解决,而是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在此,中国应当向世界提出自己的方案,移植国外的优良法律文化,并通过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来输出跨境数据治理的中国模式,增强中国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的话语权。同时,在完善中国模式时,中国应坚持主权保护原则的核心地位,同时兼顾“贸易自由”与“人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另外,中国还应积极参与双边、区域与多边层面的法律协调与合作,完善国内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