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当前我国国力的迅猛上升，商品的交易也无时不刻的进行。在商机万变的信息时代，人们想要知道和自己交易的一方是否为合格市场主体或是是否具备法律规定的交易条件。从目前情形来看，对于一般不具备市场实践经验的人们来说，实现的可能性较低。司法实践中会经常遇到，看似与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毫无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从事了与犯罪有关的购买赃物的交易行为。这就形成了“赃物善意取得”的问题。“赃物”，简言之被盗、被抢等非法占有之物，一般人不难理解其含义。而“善意”取得制度是法律权衡原权利人所有权与第三人占有权之后所做出的重大财产选择。善意取得制度在保障社会秩序，增加财产积累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善意取得制度虽距今历史久远，但面对现代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善意取得制度的研究意义依然历久弥新。自善意取得制度创设以来，学者及官方观点一直认为善意取得的针对标的物仅限委托物，而不适用于赃物、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关于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各国的学者的观点及立法实践大相径庭。善意取得的传统观点认为赃物是不可以善意取得的，支持该观点的国家有德国、日本等。但随着各国市场交易的开放及市场中赃物交易善意取得的频繁，世界各国对赃物善意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开始限制性或有条件的承认赃物善意取得。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对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问题却没有做出规定。刑事司法实践中也是利用关于赃物的有关刑事司法解释，对此问题进行处理。由此，学术及司法界对此争议颇多。本文认为保障交易安全是设立善意取得制度的初衷，但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善意取得便捷、顺畅的市场规则应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为法律所确认。试想在商品经济如此发达的今天，商品的流转在世界范围内又是如此的便捷、迅速，如果我们对买到的商品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那么市场的发展便会放缓，商品的交易也会下滑。如果我们对购买的商品支付了合理的价格，法律却做出上缴的决定，我们这时便会怀疑法律的合理性、公平性，对以后的购买交易行为畏手畏脚。这样长此以往，便会伤及到整个国家的公信力，影响民众对国家起码的信任与支持。因而，在面临利益选择时，个人的财产利益不应大于国家或是社会公信力。同时，善意取得在保护第三方信赖利益时，应当对其适用条件和范围严格规定，不致损害原权利人利益。本文采用综合分析、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法从三方面对赃物善意取得问题进行了研究。一是阐明公示公信原则是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赃物同时也具有物的一般属性，符合物的民事交易规则，进而具有权利外像说的理论范畴。二是从善意取得的法律关系来说，善意取得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赃物交易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利用刑事法律解决，不符合法律逻辑。三是从善意取得的价值来看，善意取得的法律制定目的在于保护动态的财产安全，加快财产的流转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本文认为赃物能够善意取得。但同时鉴于赃物特殊的社会属性，本文认为对待赃物善意取得应从三方面入手解决：一是明确善意的主观方面，将过失予以排除，对待过失也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二是立法规定不应该采用模糊概念，而应解释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三是赃物善意取得如果涉及国家、集体重大利益等情形，不在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