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庄子》书中存在许多关于“信”思想的论述，“信”思想是道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道论之中，老子、庄子提出了不同于儒家的“信”思想，“信”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念，而且是支撑人际交往关系的基础，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信”也因此在人们的交往关系之中具有着独特与独立的地位。老子、庄子的信思想虽然有很强的抽象性，但又是与实际相联系的。春秋战国时期信用与诈伪并存的社会现实是信思想的实践源泉。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生活、以土地制度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以及在此基本经济关系之上形成的各种社会交往形式促成了老子“信”思想的产生。战国时期动乱的社会状况、道德沦丧、诈伪蜂起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厌世情绪为庄子“信”思想提供了实践依据。老子论述了“信”的本质、特征，从自然之道至人之道，展现了“信”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庄子将道分为天道、帝道和圣道，从天道之成至人道之成，全面地揭示了“信”的本质、特征和意义。在老子的“信”思想中，“信”就是寓于“道”之中的真实本质，只有表现出真实的状态才能称为“信”。在庄子的“信”思想中，可以将“信”理解为天地万物统一中的一致性。二者相互联系，老子的“信”思想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有较强的统领性作用。庄子论述的“信”较为具体，可以认为是对老子“信”思想的进一步细化与发展。他们的“信”思想是一致的，从对人类关系的考察到对物的关系的考察，再到对人类关系的考察，最终概括出“信"的普遍性涵义——真或者符合真。老子、庄子的“信”思想将“信”看作涵养万物的属性，注重物的客观属性方面的内容。“信”既体现自然物的真实状态，也体现人的真实状态；是支撑人的秩序、物的秩序以至整个宇宙秩序的基础；它存在于一切秩序之中，因此信具有本体论意义。由于老子、庄子都肯定了王权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宗法伦理关系对“信”思想的影响。“信”在本质上体现着宗法伦理道德。同时，老子、庄子讲“信”时贵身，不主张屈身取信，因此他们所主张的信用就不具有彻底性。尽管如此，他们的“信”思想仍然具有较高的现代价值，尤其是对信用思想的法律化、制度化有很大的启发性。 本文意图从法哲学角度对老子、庄子的信用思想作一个全面、深入而系统的分析，以期对法律信用制度的构建有所帮助。全文约三万字，分为六个部分，简述如下： 第一部分从五个方面对老子、庄子的“信”本原思想进行了概述。信是道的一种属性，道无信不立，信可以作为人的行为准则。老子重视守信的作用，认为守信可以利万物；庄子认为“取信”能够“全身”。他们都对“信”的特征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同时还对认识信用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对这些，本部分仅作了简单的论述，目的在于为后文对“信”思想的深入剖析作出铺垫。 第二部分是对老子、庄子“信”的概念分析，探讨“信”的内涵。老子的“信”思想中大致存在四个方面的“信”：守信之信、人伦之信、相信之信和伪信之信。在论述静态意义上的“信”时，不忘从动态意义上表现信，既使自己为人所信，也使别人为自己所信。有正面之信，也有反面之信，一正一反，共同表明了“信”的客观属性，即信是对物的客观反映。庄子的“信”思想主要表现为七个方面，即小信用与大信用之分；实言之信；交往之信，具体可分为普通人交往之信、君臣交往之信和国家交往之信；形实之信；仁义之信；第三人地位之信和尊者之信。概括言之，信就是物与物之间的一致性。 第三部分紧承第二部分对“信”的内涵进一步分析，通过比较老子、庄子的“信”思想来揭示“信”的统一内涵。老子、庄子的“信”思想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老子侧重对物之中存在的信进行论述；庄子则侧重物与物之间的信的论述。其次，老子重视守信的作用，而庄子重视取信的意义。再次，老子对“信”的论述较为抽象，而庄子对“信”的论述则比较具体。他们的“信”思想有两个方面的联系，第一是二者之间存在同一性，第二是二者不可分割、相互依存。老子“信”’概述的抽象性与庄子“信”概述的具体性相互交融而走向统一。他们所阐释的“信”与“真”、“一致”是同义的，可以相互阐释，揭示出“信”的普遍性涵义：真或者符合真。 第四部分探讨老子、庄子“信”思想的实质与本体性。在老子、庄子思想中，由于他们都承认了王权存在的合理性，对王道方法进行了探讨，没有彻底否定至高无上的王权，就不可能产生脱离宗法伦理观念的信用思想，他们的“信”思想最终以宗法伦理为实质内容，其核心是忠、孝。同时，他们讲“信”时贵身，不主张屈身取信。信用本身以“万物生”为目的，对信用的论述以“让万物生”为前提。老子、庄子所主张的“信”是客观实在的，不具有主观价值属性，与道的客观观念相一致。他们虽然讲孝悌仁义、忠信贞廉，但是将此观念客观化了，化于人的行为之中，让人感觉到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信”存于道之中，是道的属性，人有此种属性，物也是如此。道不能无信，无信不立。“信”涵养着天地万物，支撑着物本身的存在，同时也支撑着物物关系的存在。可以说“信”是天地之基，是联系天地的纽带，因此“信”具有本体性。 第五部分主要探讨老子、庄子“信”思想的成因。人的思想源于认知结构与外部条件的共同作用，本部分主要分析外部原因，旨在揭示老子、庄子“信”思想产生的现实根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社会生产、生活的集体协作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用。第二，农业生活的稳定与闲适和天地一体的观念产生了“大信用”思想，从而使“信”与“真”的含义相统一。第三，动乱的社会现实与礼仪制度的徒有虚名彰显出“信”的价值意义。信用与诈伪并存，此消彼长，信用立则天下治，诈伪起则天下乱。在春秋战国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使人们渴望太平盛世的生活而呼唤信用的确立。 第六部分论述老子、庄子“信”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探讨老子、庄子“信”思想对信用观念法律化的价值意义。首先，法律应当以信用为基础。“信”表明物本身的一致性和物物间的一致性，是支撑物物秩序的基础，而法律规范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真实的人际交往关系，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应当以信用为基础。其次，信用思想本身可以通过人的行为外化出来以及法律本身具有规范人的行为的功能，表明信用可以在法律制度中表现出来。信用与诈伪并存，此消彼长，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可以通过制度建设为人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再次，信用不应当局限于私人之间的信用，应当实现社会信用，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只有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信用才能称为天下之信用。在信用观念法律化之时，不仅要考虑到某一具体关系主体的利益公平，而且要考虑到社会关系总体的利益公平。最后，信用具有平等性和信物具有等级陛，在信用思想法律化的时候，应当考虑“信”的平等性与信物的等级陛来明确信用义务的大小，进而分担信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