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中外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文化涵盖的范围极其宽泛,语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语言本身的差异只是各种文化差异中的一种。因此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当探讨翻译问题时,我们的着眼点不应仅仅局限于语言层面本身的差异。然而当文化领域中的其他差异出现在语言中时,它们通常是以特定的文化词语的形式出现的,并且给文化交流带来诸多难题。由于这些词语一般都含有许多重要的文化信息,而这些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得到有效传递对于我们正确地传播以及全面地了解一种文化至关重要,因而笔者认为在翻译研究中,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应该获得足够的重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与外界的联系、交流日益频繁,尤其在文化层面。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翻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汉语文化负载词语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然而由于东西方语言文化在客观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向来被视为翻译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当今这个文化全球化时代,译者在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外译中努力保持其个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对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身份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此,笔者认为,一方面,探讨和肯定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可译性将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另一方面,论文同时指出,承认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可译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其在外译中无任何文化损失。翻译存在的基础就是语言之间的不同,原语的音形意完整无损地译入目的语是不可能的,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各种损失,包括文化的损失。因此文化损失的补偿也应该成为当前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本文拟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儒林外史》英译本中的汉语文化负载词语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汉语文化负载词语英译中的文化损失以及翻译补偿问题。全文共分六章。在第一章,笔者介绍了探讨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翻译的原因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其独特性,做到文化的“全真传真”的重大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笔者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于可译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于文化负载词语所进行的研究。以此为基础,笔者在第三章就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可译性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首先笔者借用苏珊.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理论以及申农的信息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论证了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可译性。此外,广泛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其可译性。笔者同时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在结构以及文化上的差异给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文化损失在所难免。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总体上来说我们要充分肯定汉语文化负载词语的可译性,但是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第二,文化损失是翻译中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因此文化损失的补偿应该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第四章,笔者把《儒林外史》中的汉语文化负载词语分成五类,着重分析了该译本中各类汉语文化负载词语英译中存在的大量文化损失。笔者在第五章探讨了英译本中对文化损失的补偿方法。最后一章为结论。著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认为,人类共性使得翻译成为可能。可译性是人类语言的标记,人类语言文化的发展建立在可译性基础上,没有可译性,人类的文化交流无从谈起,因此承认文化负载词语的可译性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翻译过程中文化损失的在所难免。这有助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建立积极的态度,努力寻找最佳翻译策略,对文化损失进行恰当补偿,最大限度地传递好文化信息,促进文化的沟通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