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改造问题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关注的重大课题,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思考的主要内容。鲁迅和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大巨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影响,前者是“精神界之战士”,后者是“革命的前驱者”,他们对改造国民性问题进行了各自的探究。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陈独秀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和陈独秀顺应历史潮流对“改造国民性”这一时代主题所作的思考和探索,既有较大程度的不谋而合,也有各自的偏倚。他们改造国民性思想在思想缘起上大体相同:产生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相同,都受到进化论理论的影响,以及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家“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也同样受到外国人对中国国民性论述的刺激和日本人讨论民族性的热潮的感染。　　鲁迅家庭由小康而至没落的变故对其的刺激,与其关注和思考国民性问题有密切关系;而陈独秀多次救亡图存政治革命活动的挫败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他对提高中国国民素质的必要性的思考,与鲁迅相比,其家庭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在对中国国民性的剖析中,鲁迅和陈独秀都认为是“优少劣多”,但又各有侧重:鲁迅侧重从思想方面揭示国民灵魂深处的诟病,如对“奴性”、“缺乏诚和爱”、“看客心态”和“精神胜利法”等入木三分的刻画。陈独秀则注重从政治组织的角度去表现大众的散漫,如对“缺乏个人自主意识”、“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愚昧迷信”等鞭辟入里的剖析;对国民劣根性形成的原因分析,鲁迅和陈独秀都认为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的长期毒害,但鲁迅在诸多原因中强调了“异族奴役”的因素,陈独秀则明确指出“虚无主义”的祸根;在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方法上,鲁迅和陈独秀都主张抛弃改良采用革命这一彻底的手段,但在斗争方式和领域上他们又各有倚重,鲁迅一直坚守思想革命的阵地,陈独秀则热衷于采取政治革命的方式;在对国民性思想的论述和表现方式上,鲁迅和陈独秀各具特色。鲁迅对自己的这一思想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只是将它融入小说和杂文当中,陈独秀则通过一系列的论文从国民劣根性表现、形成原因以及改造国民性的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思想体系。而在表现手法上,鲁迅是冷嘲热讽,陈独秀则是狂言直露。　　他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相同”是本质上的“相同”,“相异”则是非本质的,“相异”是“相同”基础上的“相异”,“相同”主要是由思想支配,“相异”则是个性使然。鲁迅和陈独秀对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共同认识和对中国国民性“劣多优少”的整体把握,使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走向“同途”,在《新青年》阵营中结下了“战士”与“主将”的战斗友谊。但不同的秉性使他们倚重不同的改造方法和手段,鲁迅主张思想革命,陈独秀则笃信政治革命,这致使他们在《新青年》文化阵营解体之后走向“殊异”。前者始终坚持思想革命的实践,后者则积极投身到了政治革命的漩涡,最终分别在文化与政治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不同的历史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