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个对中国西部乡村聚落和社区形态所做的研究。在将西部社会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划分为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西南鬼巫信仰三大板块，并论证西部乡村社区是一个具有共性的整体的前提下，以空间、时间和社区行为特征作为结构社区的三个维度，揭示了不同宗教信仰所秉持的宗教精神和信仰图式作为超越和大于物质层面的内涵，在形成聚落和社区形态中所起到的影响与作用。宗教信仰者精神世界中的空间一时间图式和非宗教信仰者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必然要表现为现实存在，因此本研究的重心是宗教信仰的物化表征，通过考察宗教信仰如何把观念图式投射并转化为现实的信仰符号，在社区的空间营造、时间秩序和社会行为特征上，揭示出西部广大的乡村一级社区的形态特征——它们是我称之为“信仰社区”的存在方式，其中，意识形态的主流不是市场、商品和“经济人”，而主要是关乎宗教信仰的神、鬼、天堂、地狱、来世……。在环境、信仰和行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信仰社区，是，并将仍然是中国西部广大乡村社会的基本样态。从空间上看，信仰的物化表征是社区的聚落形态和住屋方式。在聚落和住屋的营造中，神圣和世俗两分法的宗教认知方式和表情模式存在于各种细节中，从选址、朝向、方位、建筑材料、住屋样式、装饰、装修到道路、水源、庙宇等公共空间，凸现出的是宗教符号和标志性宗教建筑，它们在聚落中以指引性的方式构筑出空间意象，显示出与信仰有关的场所精神。在时间上，宗教参与到人们生、老、病、死、嫁娶等各个重大时刻或生命阶段。宗教信仰的内容以民俗的表达形成社会生活的“经验库”，通过提供精神抚慰，以集体经验和传统方式帮助个体、家庭在面对人生大事时顺利过渡。同时，宗教时间的支付组织了个体和社群的生命历程。各种仪式和朝拜行为，尤其是大量重复的、简单而易于模仿的动作，如念经、礼拜、转经、叩头，使个体的生命时间支付在宗教事务中，这种时间的累加对于每一个个体和整个社区而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但强化他们对宗教信仰的情感，而且结构他们的日常生活，形成社区中特定的时间秩序。最后，宗教祭会、节庆以公共活动的方式，整合并结构社区群体的岁时历程。各种名目的宗教祭会、节庆，将一年的时间按照世俗时间和神圣时间划分为小段落，使人们交替进入两种时间，组织生命历程，并由于在特定的时间，统一或几乎统一地做特定的某件事，而形成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社区行为特征上，首先，从文、教、医卫等公共资源的组织中表现出宗教的影响。历史上宗教制度化地承担的公共资源的组织能力，如今在某种程度上，转换为制度外的方式保留着，尤其是在广大的农、牧区和山区的纵深地带，在现代社会体制成本过高、社会事业缺失的乡村聚落中，宗教对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公共资源的组织仍表现出其重要性。其次，在社群的行为和态度倾向上，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赞许什么，或排斥什么，往往遵从宗教教义的要求或以宗教信仰的名义行之，伦理和道德观念的形成都反映出受宗教信仰影响的特征。最后，从社会秩序上看，宗教仪式提供社区整合，调整社会关系：宗教作为社区中的一种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向上的社会流动。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描述和分析，这项研究揭示了西部社会时间、空间和社区行为中的宗教内涵和表征。这样的社区，无论是它的物理形态，还是其精神气质，都显示出与现代化主流社会很不同的，信仰化的样貌。本文认为，西部中国之存在，乃是“另一个中国”之存在。在制度化规则之外，宗教作为非制度因素深刻地影响着西部社会，从物质的时空形态直至人的心灵。在这个基础上，最后本文将进一步讨论这样的聚落形态和居住方式，以及其中的宗教精神，作为族群生存策略，对于现代生活和全球化资源交换所具有的价值优势。在信仰社区中，人之作为社会性人的存在，是与他人、社会和环境和谐共处的状态，而这种生存样态正是主流社会中的稀缺资源。文化和生态的多样性、和谐性，将成为西部向东部社会乃至全球社会交换的资源。从宗教信仰研究的角度看，本文是一个实证的经验研究，采用了归纳主义路线，通过社区时空形态和社会行为的大量细节描述，作出定性判断。归纳结论的来源主要是现场观察和田野工作的经验，在资料使用上主要采用第一手田野资料，除了为归纳性结论提供物证之外，也意在提供一种具有历史学意义的现在进行时的描述。从社区研究的角度看，一直以来的社区研究总是特别关注于它作为生产、生活单元的物质内容，而忽视它的精神气质以及这种精神气质在社区形成中的作用。本文试图弥补割裂和分门别类的社区研究的缺陷，以综合社会学、心理学、建筑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将宗教信仰这个元素作为纬度，将时间、空间和社区行为三个元素作为经度，尝试建构一种社区研究的立体框架，以使社区形态的精神和物质、动态和静态能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