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所做的重大修改,淡化了原条文中明显的过失特征,却并未明确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刑法分则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规定不明确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困扰。实践中存在着对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认定不一以及对共犯中的罪过形式难以认定的问题。学界基于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判断依据的不同理解,使得理论上在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问题的解释上主要出现了“过失说”、“故意说”以及“混合说”三种不同的学说,这三种学说均有各自的理由,但是都值得反思。相较之下,故意说更加切合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但其难免还存在令人生疑的地方。因此,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认定不仅要结合刑法法条的文义,还要基于对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准确认定。相比于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和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对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应当采取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即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环境本身也是污染环境罪重要的保护法益。持不同的法益论会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内容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到对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认定。而持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会倾向于支持故意说的观点,并且可以说明在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问题上采取故意说的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