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其中关于人权问题的研究正逐步成为理论界的一大热点问题，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然而，由于人权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人们对人权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与见解。 人权，顾名思义，就是人的权利。“人权”是一个历史范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以“人权”为旗帜，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这在历史上是进步的。但是，建立在抽象性基础之上的人权观已经不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当代社会，人权问题是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存在众多争议的问题之一，人权与人本身的发展乃至与当代社会政治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研究人权的哲学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权观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国，人权的研究是在人学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广泛意义上说，对人权的研究是人学研究的一部分，人学所要解决的就是有关人的基本问题，如人性，人的本质等等。这样也就为深入理解人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识人权的产生、发展以及为什么要研究人权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对人权的研究，在近年来，我国理论界认识到，倡导人权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促进入的发展、实现人的解放。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没有做人的尊严，根本没有人权可言，也没有权利意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而且，我国的经济有了快速的发展，在政治上，国家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观，而且把“尊重和保护人权”列入了宪法，这些都为人权的普及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人权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需注意的是，可喜的成果并不能掩盖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忽视这一点，要想把理论研究推向深入，只能流于空谈。首先，人们对人权概念所做的重新界定多数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人权观批判时所作具体结论一般援引，从而简单的赋予某种普遍的意义，因而长期以来，这方面存在许多分歧，就难免会引起思想的混乱；其次，即使是在系统论述马克思人权观时，多数人把重点放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批判上，忽视了他们在批判的同时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历史性的超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理论界涉足人权研究一开始就用一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我国人权研究和人权理论的独立发展；最后，在方法论上还不同程度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条式理解。在哲学层面上也仍然存在各种纷争，尤其是对其焦点问题--人权的普遍性和具体性问题，提出了众多的观点，如“商赋人权论”，“道德人权论”，“法赋人权论”等等，持这些观点的学者，在追溯人权的起源方面或者是强调自然性，或者是强调社会性，从而导致在人权观上或者是片面的强调普遍性，或是强调具体性。还有一种观点，“人性人权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分析，认为人权的普遍性的基础在于人的本质，应该从人的本质出发寻求普遍人权的根据。在实践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权的具体性的适用范围必然会不断缩小，从而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普遍人权。 人权的概念是研究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权概念的产生虽然由来己久，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混乱，一方面原因在于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人认识不同，观点不同，另一方面是人权的概念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这使得人们对人权的认识存在诸多的不一致，这是由人权的具体性所决定的，但这并不是否认人权的普遍性。 人权概念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人人平等、人人共有的原始社会，人们没有权利意识，因此也无所谓人权的存在与否。人权思想在西方产生于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并构成了近代一般的哲学基础。意大利伟大诗人但丁，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权的概念，而后的古典法学派提出了更为系统、全面的人权理论体系，这主要表现为“天赋人权”论，他们把人的权利看作是自然赋予的，是永恒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在当时的条件下，为争取人权，反对封建主义对人性的践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人权观单纯的从自然的角度讲人权，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人权观，是不科学的。 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角度，通过对马克思哲学资源的挖掘，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人权理论进行初步探讨。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内外人权研究的概况，阐述了人权产生发展的历程及我国人权研究的现状；其次从马克思人权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进程出发，深刻探讨了马克思人权理论的具体内容，揭示了资产阶级人权的本质及马克思人权理论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超越；然后，本文介绍了列宁对马克思人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权制度；最后介绍了毛泽东、邓小平、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及马克思人权理论对当代中国人权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