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生态危机与环境问题成为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和普遍担忧的焦点问题。如何摆脱人类当前的生存困境，建设生态文明，走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寻求造成生态危机的原因、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不同国家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从不同的维度与视域对于生态问题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各种各样的方案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的思潮相互碰撞，逐步形成了一种要求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一个符合生态规律的生态社会的绿色思潮。在形形色色的绿色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学的思想结合起来，从社会制度、社会生产方式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根源，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展开全新视角的批判，构建了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英国艾塞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泰德·本顿就是这一思潮的杰出代表。他围绕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关系、自然的极限以及如何构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深入阐述，揭开了英国生态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的序幕，掀起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潮。本课题以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泰德·本顿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切入点，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本解读分析法、批判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通过对其著作文本的阅读，全面系统地提炼了其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自然的极限、生态自治主义的理想蓝图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揭示本顿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批判与建构，客观地评析了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局限性。以期在理论上能够发现泰德·本顿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学术谱系性关联，更加清晰地展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发展的完整图景，更好地把握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学术前沿问题。进一步为生态运动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生命力。在实践上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为指导，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前的生态困境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为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鉴。文章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本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生成与理论源脉。本顿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理论升华的结果。它深深地根植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在西方社会蓬勃发展的绿色运动中脱颖而出，是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社会绿色生态运动的发展壮大的必然逻辑。从其思想渊源上看，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现状的定位，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来自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对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追寻来自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施密特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批判理论，同时也受到了阿尔都塞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对未来社会提出的绿色生态政治战略来自于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奥博德的大地伦理等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多重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理论源脉造就了本顿思想的多维性。本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与绿色建构、对“自然极限”的解读、对未来绿色社会的政治构想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体内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批判与绿色建构。本顿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缺乏生态学的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理论没有把生态过程整合到生产的一般条件和过程之中，只有生产理性而没有生态理性；推崇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自然的极限而去支配自然的生产主义的和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历史观；受到19世纪自发的工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提出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和资本存在的合法性条件，片面夸大了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之中的改造潜能，追求人成为自然的支配者和自然真正有意识的主人的目标。因此，必须从生态学的维度重建一种绿色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体现的生态思想为这种建构提供了可能性。本顿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些生态思想为原材料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维度的建构：主张重新评估“自然条件”概念，把它整合到生产理论中，成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实现生产过程和生态过程的结合，建构生产理性与环境理性并重的绿色生产理论；倡导生态维度的技术革新，既要看到技术的经济效应，也要看到技术的生态效应，坚持以适应性技术代替改造性技术；提出对自然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解，看到表层次的自然和深层次的自然，通过详细分析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概念，根据意图结构区分了生产改造型的劳动过程和生态调节型的劳动过程，坚持以“适应自然”代替“支配自然”的基本立场。对“自然的极限”的解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和现代环境主义者的增长极限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极限”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出于政治的原因，为了实现他们的解放战略而对马尔萨斯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强烈否定“自然极限”的存在。本顿从承认自然极限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批判进行了重新反思，主张人类解放战略具有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视角，无论怎样理解科学技术的超越性，都必须包含着自然设定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等不可操控的自然条件——“自然的极限”的不可超越性。因此，要多维度理解“解放”范畴的含义，人类的解放要依靠自然；社会的解放要转向保护生产条件的生产力发展，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生态学的再概念化，凸显劳动过程的生态关怀和生态考量，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然极限的统一。对未来绿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本顿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深刻剖析生态危机的根源，认为非还原的自然主义、“支配自然”的观念和工业主义意识形态是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传统社会主义中存在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生产第一主义”和增长型社会主义也使得它成为一个非生态友好型的社会，因此必须把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相结合建构一个生态自治主义社会。它以生态优先、生态整体性和生物圈的平等主义为基本理论原则，反对理性、科学技术和支配自然的观念，主张以生态示范社区的建立、生活方式的改变、价值观念的转变的温和形象预示法通达一个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后现代社会。格伦德曼与本顿之间的论争。本顿基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建构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空场”，从生态学的维度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与重建；在重新解读“自然极限”的基础上，肯定了自然极限的客观性以及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试图实现自然极限与人类解放的统一；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反思，提出了未来绿色社会的政治图景——生态自治主义的构想。本顿的上述思想遭到格伦德曼的批判和质疑，格伦德曼1991年在《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中对本顿的思想进行积极的回应。他提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能够为分析生态问题提供深刻的洞见，完全可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之内来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从生存论、对待自然的理性态度、价值论和人类解放四个维度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支配自然”，赋予“支配自然”积极的意义；并深入考察了马克思自然观发展与运用的条件，重新恢复了马克思自然观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本顿于1992年在《生态学、社会主义和支配自然：与格仑德曼商榷》一文中，从生态问题的界定、劳动过程的改造能力、技术革新的生态意蕴、自然的审美价值等方面对格伦德曼的挑战进行有力地再回应。本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确证了马克思生态自然观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当代认识和解决生态问题的新视角，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但他对科学技术认识上的片面性、生态社会主义理想的乌托邦色彩和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对人类主体地位的弱化也使得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们可以通过确立正确的生态自然观、重视科学技术革新的生态化、树立和谐的生态价值观来大力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