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脱媒现象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是指资金的供需双方绕过了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而直接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上投融资的现象。金融脱媒的出现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随着我国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中存款比重日益下降,尤其是近几年互联网金融和“影子银行”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商业银行感受到的金融脱媒压力不断增加。国内理论界对金融脱媒的研究更多地局限在对金融脱媒迹象的简单描述,或是讨论金融脱媒形势下商业银行应对措施,而对我国金融脱媒度量以及金融脱媒对宏观经济影响等深入的研究目前则较少。金融体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货币政策的传导,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我国金融脱媒程度进行度量,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金融脱媒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目标的选择以及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结合我国金融脱媒的特点和研究目的,本文将度量金融脱媒的指标(DIF)定义为人民币贷款增量与股票市场筹资额、企业债券发行量、人民币贷款增量总和之比,即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重。并用该指标衡量1998年1季度-2014年2季度我国的金融脱媒程度,发现1998年1季度-2005年2季度期间,我国处于非金融脱媒时期;而2005年3季度-2014年2季度期间,我国处于金融脱媒时期。本文针对金融脱媒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资产价格、信贷三大传导机制的影响分别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金融脱媒推动了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强了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改变了企业单纯依靠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增强了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从而使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更加顺畅;金融脱媒增强了托宾Q值效应、财富效应、流动性效应、资产负债表效应,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资产价格传导效应;金融脱媒改变了企业依靠银行贷款的融资模式,削弱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效应。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为更清晰地反应出金融脱媒对传导过程的影响,本文对货币政策三大传导机制的各个主要传导环节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对金融脱媒前和金融脱媒后两个时期分别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结论:金融脱媒时期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及资产价格传导机制运行更加顺畅,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过程则受到了梗阻。为了进一步研究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三大传导机制的影响,本文引入了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STVAR)模型。与其他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相比,STVAR模型可以使两个极端机制之间的变化成为平滑或渐进的变化,在经济研究中最易模拟经济现实和突发性经济政策带来的非对称影响。通过STVAR模型,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在2005年之后出现了金融脱媒现象,同时非线性检验也确定了在非金融脱媒及金融脱媒这两个不同的机制下货币政策利率传导、资产价格传导、信贷传导均存在着非对称性,最后通过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RIF)得出结论:金融脱媒强化了货币政策利率传导及资产价格传导机制,同时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因此随着金融脱媒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应充分考虑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的影响,选择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及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在注意信贷总量控制的同时调整信贷结构、进一步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以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