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小说研究历年来一直囿于文本分析,而缺乏时代背景下的研究。本文试图结合文本分析与时代研究,结合作家个人心灵史和时代的思潮变迁,来阐明张贤亮小说产生的原因。　　张氏小说虽有鲜明的公共话语色彩,隐藏其下的,却是个人的心灵史。这一心灵史有着一条“从依恋到背叛”的主线。女人和土地是张贤亮小说的两个核心意象,代表着形而下、动物性、母性。《灵与肉》中,强加于许灵均的政治摧残使得张贤亮对于形而上的父性由怀疑到摒弃,并进而皈依了形而下的母性,女人和土地成为其依恋的对象。这一反智主题来自于张贤亮个体体验与时代主题的共鸣。《灵与肉》的创作时期,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需要的是“无为”而治;而张贤亮在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迫害后,也对于形而上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排斥。正是个体和时代的不谋而合,使得张贤亮返璞归真的反智主题获得了轰动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知识分子的地位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许灵均的反智形象在新时代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身份的提高和时代对理性的呼唤,使得张贤亮创作出了《绿化树》,其主人公章永璘开始背叛曾经依恋的对象,而重新自傲于知识分子的身份。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这一背叛则成为了彻底的摒弃,章永璘否定了形而下的生存,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抛弃了自己的女人,背叛了养育自己的土地。　　但知识分子的春天是短暂的,商品化大潮的席卷下,钱权成了衡量价值的标准。知识分子很快沦落到边缘。张贤亮的政治抱负在庸俗残酷的现实中成为一场幻梦。失去了精神追求的张贤亮彻底迷失了自己,反映在《习惯死亡》中,就是知识分子丧失了一切寄托和信仰,坠入黑暗的虚无,沉迷于肉欲而无法自拔。为了从新获得生命力,张贤亮不得不顺应潮流,背叛知识分子的身份,弃笔从商。　　张贤亮是追求艺术的作家,他的心灵史不是一部刻意迎合时代的历史,而是自己真实内心的书写。但正是这真实的书写,却与时代发展的轨迹吻合在了一起。作家唯有通过对于自己内心的真实书写,才能够深刻反映所处时代的特征。而刻意反映时代的主题先行,却往往会失真。　　在某一契机的触动下,真情流露但却是来源于长期思考和体验的自然之作,才有传世的可能。个体性和时代性,对于作家的创作来说,是缺一不可的。　　文学边缘化是世界性的潮流。要让文学重获大众支持,必须引进新的技术。以文学作品为脚本的艺术电影通过直观影像,将文学的魅力展示给更多的人,是新兴的充满活力的文学形式。而张贤亮,虽然由于自身认识的局限,不能够在艺术创作上取得新的突破,但是依靠西部影视城的经营,无意之中为文学的新形式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