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有的货币金融现象,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广义货币经历了一个高速扩张时期。从1993年开始,我国的M2/GDP开始超过100％,到2007年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为40.3万亿元,GDP为24.6万亿元,比率达到164％。这一指标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被经济学界称为“货币高差”(张杰,2006)。然而,除了80年代末两年的比较严重通货膨胀外,在转轨的绝大部分时期,中国保持着良好的价格稳定状态,并没有发生类似于南美一些国家的货币动荡和货币危机。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制度逆行”过程,即在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稳固的货币市场的条件下,建立了资本市场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常常用“10年时间走了西方股票市场200多年走过的历程”来形容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之快。从量上来看,中国转轨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飞速的货币和金融扩张过程(彭兴运,2002)。　　 然而,另一个现象是,在货币和金融飞速扩张的过程中,中国的货币金融系统存在着强大的政府控制,中央银行基本上没有独立性,银行系统中90％以上为国有商业银行,股票市场上市公司70％左右为国有资本所控制(参见第八章的有关内容),债券市场大部分也是国债。这一金融控制的后果是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货币化和坏账货币化以及国有商业银行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这就出现了在计量上中国货币化指数和金融相关指数快速扩张,但货币、金融市场上市场化严重滞后、货币扩张与金融控制并存的特有现象,使得中国出现的诸多货币问题没有用传统的货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比如,根据货币数量范式,高的货币存量下的价格稳定意味着“货币的消失”,那么这些消失的货币哪里去了?比如按照资本积累原理,资本市场应该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工业化非常完善的经济系统内建立(Bose,2005)。但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就建立了资本市场,并获得飞速发展。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追问,中国强大的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遵循什么样的扩张路径?货币扩张是外生推进的还是内生诱导的?中国的货币扩张的内在机理是什么?是否存在路径依赖,其后果是什么?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次序。。等等。本文就是基于中国强大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这一特有现象,试图在转轨经济系统内构建一个统一的框架对这一问题的因为以及后果进行剖析。本文的特点是将政府作为分析的起点,认为理解中国的货币扩张路径,就必须理解政府兼转轨主体和货币、财政当局于一体所承担的角色及其目标和行为,这是货币扩张的根源,而金融控制则是货币扩张的手段。在这个逻辑上,转轨路径与货币扩张路径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如果在制度变迁收益较高的转轨初期的货币扩张提升了经济的货币化与金融化水平,那么在制度变迁收益递减的路径阶段,粗放式的货币数量扩张则会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这时,政府则很可能沉溺在货币推动型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上不能自拔。本文就是从转轨初期开始描述转轨经济特有的货币化进程和会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路径,以及由此引起的福利改进或者损失。　　 第一章做的工作是,综述和梳理货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研究模式,并从中抽取出与本文研究有关的方法和观点,为整个论文打下理论基础。这一梳理过程并不是仅仅对当前货币经济学研究现状的一种简单叙述,而是对不同货币经济的基本模式,以及不同模式内的不同学派进行“追根溯源”。因为货币经济学从观点和方法,充满了争议和悬而未定的结论:交易媒介还是价值贮藏的资产,中性还是非中性,自然利率还是货币利率,适应性预期还是理性预期等等一系列争论占据了整个货币学说史。之所以存在争论,是因为不同的方法和观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存在的理由和现实根据。从菲利普斯曲线到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再到理性预期对菲利普斯曲线的彻底否定,这一学说演化历程一方面反应了现实的多变以及经济学从统计到理论,从经验到理性的沉思路程。同样的例子还有,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衰落,与货币主义对其“旧事重提”；瓦尔拉斯-希克斯-帕廷金货币传统的方法尴尬,与新货币经济学重新走在货币经济学前沿,等等。货币经济学从来不缺乏学派和主义之争。当货币主义走向衰落,新凯恩斯主义成为货币当局所信奉的所谓“政府经济学”的时候,我们发现货币经济仍然是那么高深莫测,货币政策或多或少的仍然带有货币主义哲学所预测的后果。所以,我们相信,仅仅一种货币理论和方法,无法解释货币经济问题的全部。凯恩斯主义的坚守者和货币主义的坚守者们,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上的坚持,不如说是世界观上的哲学固执。而如果忽略和误解马克思主义货币经济学,对货币问题的研究不仅仅缺乏逻辑深度,更会缺乏历史感和人文关怀。所以,本文一开始所作的工作,就是对货币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范式进行梳理和“追根溯源”,综述以前的货币经济学大师们对各种货币经济问题的分析方法和见解。因为,中国的货币经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演化历程,所以对其问题的研究更加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任何经验型的分析都可能导致不应该的错误。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旨在从理论上探讨严格的金融控制下高速货币扩张的因为。为了揭示这一原因,我们从转轨初期开始,描述转轨初期经济系统的货币金融方面,这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在这个经济系统中,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推动下刚刚萌芽,经济转轨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局部式的制度变迁模式。制度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推动了国民收入的增加。伴随着企业和消费者私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货币和金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此时的资本积累低下和产出落后的经济系统并没有内生出一个满足私人金融服务需求的私人金融市场,政府对货币金融系统拥有绝对的控制力,在宏观上造成了货币分割并占有大量的“货币剩余”。这种宏观金融格局的后果是,微观主体的经济决策在金融约束下无法实现费雪分离,使得社会生产力边界不能更加充分的扩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外生供给的货币资产供给就起到很大的作用,由于经济条件和储蓄规模有限,更重要的是缺乏金融资产增长的金融市场体系,货币成为政府进行金融调节的一个重要手段,并在转轨初期承担了重要的资产性功能。　　 第三章从政府铸币税最大化的视角,探讨了严格的金融控制与高速的货币扩张这一结构--数量之间的矛盾。主要介绍了三个模型,Bailey模型、Fry-Dwyer模型和本文所构建的政府投资与铸币税的动态模型。Bailey模型考察了以铸币税最大化为最优目标的政府所采取的外部货币扩张行为,在这个模型中,政府为了增加居民的货币需求,会对货币金融系统采取一系列排挤私人货币替代物的措施,从而造成金融压抑；Fry-Dwyer模型考虑了银行所有权结构和银行经营行为对铸币税的影响,将Bailey模型的外部货币铸币税扩展到一个内部货币和外部货币相结合的铸币税组合政策模型上,银行所有权结构、产业结构与货币需求结构都影响政府的货币扩张行为；而本文所构建的政府投资与铸币税模型,则在一个扩展的效用函数框架内,考虑具有私人目标和政治声望目标的政府投资--包括制度生产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投资--与货币扩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铸币税不再是政府的最大化目标,而仅仅是其财政收入手段的一种。我们的扩展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更加贴近转轨政府的行为和目标特点。以第二章和第三章为微观基础,我们在第四章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转轨经济中政府制度变迁主体和货币当局的双重角色纳入GSM范式的货币经济系统,探讨政府在促进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货币扩张行为、后果以及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我们的模型分析发现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最优融资方式是发行货币,其不仅能够为政府推动转轨提供财政基础,而且还作为一项重要的资产注入私人经济满足货币需求。但在转轨完成以后,如果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增长过度依靠外生的“制度拉动”,经济的长期均衡是不稳定的。并且经济的稳定性以及货币扩张对稳态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货币控制能力,而这又对金融改革提出了难题。　　 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从理论上探讨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第六章我们进一步深入到转轨经济的产权层面,分析金融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产权国有化对整个经济系统市场化进程的影响。进一步来说,我们将在一个制度变迁已经进行到某一暂时均衡的时间点上,探析在货币系统存在“所有制歧视”的情况下,缺乏生产效率的国有资产没有被市场经济剔除去,反而随着货币数量的扩张而不断增长的货币金融方面的因为。为了考察这一因为,我们按照产权关系进行部门分类,并对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合并,从而理清国有资产形成的产权脉络与货币脉络,从而探讨出经济市场化程度与金融产权结构以及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本章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存在所有制歧视的信贷环境中,按照政府产权偏好形成路径依赖的货币扩张路径,是不利于私有经济成长的。而形成所有制歧视的根本因为,便是改革滞后的金融产权结构。第七章沿着转轨路径和经济增长路径继续前行,探索在转轨经济强大的金融控制下政府是如何安排金融制度,货币数量扩张是如何影响这一外生金融增长路径的,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后果。按照内生金融演化理论,如果经济增长所积累的资本存量达到一定程度,大量具有规模经济的生产技术开始出现,货币等期限短、风险收益匹配单调的低级资产就不再满足社会经济中的内生金融需求,此时对收益-风险特征具有更高要求的金融资产需求就会扩大。这时候会存在一个潜在的内生力量来拉动金融市场发展。但是,在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系统中,政府合意的金融发展路径不一定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金融发展路径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转轨经济就会出现有别于主流金融发展理论中所描述的金融增长次序。在这一章里我们也探讨了金融控制下的货币扩张与金融增长对转轨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