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缓刑制度作为我国独有的刑罚制度,最先出现在1982年1月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中。根据该条例的规定,在战时,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现实危险宣告缓刑的犯罪军人,允许其戴罪立功,确有立功表现时,可以撤销原判刑罚,不以犯罪论处。后来修订的97刑法原文照搬其作为第449条。战时缓刑制度在我国经历了从纯军事上的战时戴罪立功制度成为一种刑罚制度的发展轨迹,但这种变化和发展仅是从刑法条文中得到体现,在人们的认识和军事司法实践中,经常错误地把战时缓刑制度作为一种战时戴罪立功制度。这种错误认识根源于长期以来军内无法律,军纪就是法,军事指挥权过多地介入军事司法。战时缓刑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以一般缓刑制度为基础的特殊缓刑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前科消灭制度,军事需要是其首要价值。刑罚不能超越公正与功利的界限,战时缓刑制度的设置也不例外。我国《刑法》不仅对“战时”的含义进行了刑法意义上的界定,还对与战时缓刑适用的特殊对象——“军人”的范畴进行了明确。战时与军人这两概念不仅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而且更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同样,立功也有军事意义上的立功和刑法意义上的立功。鉴于我国刑法对以上概念规定得并不具体,同时在适用战时缓刑制度时以上要素又是必不可少的,有必要对其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战时缓刑制度与一般缓刑制度在适用时间、适用对象、适用条件、考验期限、考察内容、考察机关、宣告机关和宣告程序、法律后果均有所不同,只有对这些内容作出具体规定,战时缓刑制度才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