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于1956年赴美,其文学生涯由此进入晚期。自此开始,张氏虽孤悬海外,但其文学创作大都在叙写民国时期的人和事,体现出浓重的民国叙事特征。本文对张爱玲晚期文学的研究,主要从她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命哲学的形成及表现形式入手。张爱玲的晚期文学呈现出整体总结且局部有开拓的特征。张爱玲的前期文学是用人生体验写文学,晚期文学即是以文学笔法叙写人生。晚期张爱玲全面追叙了自己幼年及青春时期以来的成长体验,进而将其变为全部创作资源。这决定了其文学叙事的高度和限度。在对父亲、母亲和胡兰成的文学形象塑造上,其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价值取向。父亲成为张爱玲的一大痛点；母亲成为张氏一生的巨痛,但也深刻地启迪着其对现代摩登及美丽新风雅的认知；胡兰成成为她的人生重耻。张爱玲一生的文学叙事执迷于由此而来的人生剧痛,其写作高度再未超出个人之灾痛体验。张爱玲基于对古典文学思想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思考表现出的创作思想倾向值得考辨。通过对《易经》、老子、孔子思想学说的分析,张爱玲得出了近代中国缺乏能将传统的爱国心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需要的爱国主义的可能,加之对虚无主义、物质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内在执迷,张爱玲对中华民国表现出了深沉的绝望。其对鲁迅和中国新文学传统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这源于其世界观的根本缺陷,如张爱玲自1940年代沦陷时期以来,就持续地通过港战叙事发酵着其妥协-投降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人观-为文观,至1960年代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作者为人—为文底线一再下滑的结果。晚期的张爱玲虽然从表相上对“人的文学”做出了回应,但表现在国民性批判、小知识分子精神史、病态及变态人性的揭示、殖民都市中弱者形象的塑造等主题上的开脱毕竟有限。张爱玲在苍凉的人生形式、无望的世界观、妥协-投降主义的价值观指引下,更注重宣叙对人生虚无、绝望、颓废的感怀,并将之上升为一种生命哲学。这影响着张爱玲创作格局的扩展和境界的提升。《小团圆》显示着张爱玲克服过往人生一切悲剧的努力,悲剧性仍然成为《小团圆》最主要的情感基调和意识导向。《小团圆》对张爱玲一生具有总结意义。本文辩证地分析了张爱玲前期文学和晚期文学的互动性关系,能够在张爱玲的文学文本和生命经历的并行阅读中发现其内在关联。尤其是没有在当前“张热”的时代背景下失实,一切从文本出发,在前后期文本的对照中审视晚期文学,揭示了张爱玲晚期文学缺乏开拓、为人与为文均存在失误和以文学的笔法写人生的创作特点。这从整体上推进了当前的张爱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