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 1935—）自1964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以来，迄今已发表小说二十五部，另有历史、传记、儿童文学、戏剧、评论等作品十余部。从文四十多年以来，基尼利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同时也在澳大利亚文学界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讨论。 从题材上看，基尼利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的作品以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为背景——十四世纪的法国、内战时期的美国、十九世纪的澳洲殖民地、二战中的欧洲等，跨历史、跨文化的题材，基尼利写来皆得心应手，能推陈出新。从风格上看，基尼利常被定位为“现代主义者”，与怀特一脉相承。但基尼利的作品风格差异较大：有的细腻纪实，有的荒诞虚构；有的平白素净，有的绚丽精巧。基尼利在题材和风格上的多样性，常常将他卷入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历史文学和纪实作品、畅销文字与高雅文学等重要论争之中；由于其作品的现实关注与畅销程度，政治、市场等因素也常常影响甚至左右着评论界乃至普通读者对其作品的评价和接受。 本文认为，基尼利的作品虽然差异很大，但在主题上却是统一的。他对民族关系、历史与记忆、个人的异化、家庭关系等问题的表现，都是在身份这一大主题的框架下展开的。基尼利继承并发展了澳大利亚探求民族身份这一传统，成为当前对现代性下的个人身份与全球化下的民族身份的国际讨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基尼利的作品既是地区的、“澳大利亚的”，也是普遍的、“国际主义的”。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来论证、阐述这一论点。文中主要采用了文本分析、社会分析和传记分析、主题解读等批评方法，部分章节借助了少量社会学的理论和概念。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受新历史主义影响，因而各种研究资料不以篇幅、期刊、年代、作者身份、材料形式而区别高下。本文的关注焦点虽然不是后殖民主义的，但诸多论点均采用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 论文第一章回顾、总结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评论界对基尼利的评价和评论，这是研究基尼利作品中身份主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身份问题在澳大利亚文化界的具体表现，与基尼利作品中对身份的表现可互为参照。澳大利亚评论界对基尼利的接受，经历了一个从吹捧到冷淡、从经典化到刻板化的变化过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评论家迫切地将基尼利视为怀特第二、可以推向世界的澳大利亚文化英雄，希望基尼利填补澳大利亚民族文化的真空；但八九十年代，基尼利开始“国际化”，更多地将他国文化纳入创作之中，并凭借一部描写二战欧洲的《辛德勒方舟》获得布克奖，令澳大利亚评论界有些手足无措，并开始蓄意淡化对基尼利作品的关注，甚至引入政治、商业等因素，对其作品进行打压；同时评论界对基尼利早期描写澳大利亚新旧社会的作品仍旧保持着相当的热情，不少评论家明确表示希望基尼利“重回澳大利亚”。 本章总结了评论界迄今在基尼利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共识、争议和不足。评论界对基尼利的才华、驾驭语言的能力、细节描写的技巧、情节安排的匠心、主题的深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对于基尼利笔下的女性人物、暴力场景、历史小说的体裁归属、叙事中的主观介入等则往往持指责的态度；在基尼利的某些能够充分体现澳大利亚民族性的主题上（如澳大利亚的殖民社会、土著问题等），评论界进行了深入的局部研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澳大利亚基尼利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过多地关注基尼利创作中的“非文学”因素，如基尼利的多产、商业化、题材范围等；第二，在基尼利代表性作品的解读上有明显的失衡和盲区；第三，对基尼利的“非澳大利亚”小说研究过少且评价有失公允；第四，评论界未能有效地回应基尼利小说对文学评论本身提出的挑战，比如虚构与纪实的问题、历史小说的体裁问题、通俗文学与经典文学的问题等。第五，评论界未能对基尼利作品进行整体研究，而常常满足于将其作品按照“国内”“国外”、“过去”“现在”等简单标准一分为二。本文认为，这些不足之处恰恰反应了澳大利亚文化中的民族身份焦虑和过分坚持地区特色的保守传统，也体现了澳大利亚在民族性与全球化之间的焦虑和困惑。 论文后三章分别从三个角度──地域、历史和种族关系──阐述了基尼利作品中的身份主题。空间感、时间感、与他者的关系是任何确定身份的三个最核心的要素，也是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建立过程中的三个焦点问题。论文第二章阐述了基尼利作品中的地域性、地方感及其与身份构建的关系。本章总结了澳大利亚自白人历史开始以来对土地、空间、距离的态度演变及其在基尼利作品中的表现。对早期流放犯来说，距离带来强烈的错位感，并进而引发身份焦虑，南半球与北半球相反的地域特征常常导致对其居住之地的憎恶和疏离，同时流放犯又在对新土地的鄙视、憎恨中找到了被母国流放之后的情感宣泄口，为后来人与土地之间的疏离种下了祸根。十九世纪的农牧业耕作者试图在对土地的征服之中找到新的使命，以对抗殖民地在英帝国中的边缘地位，但澳大利亚地理环境大多恶劣，北半球的移民对其地域特征又不太熟悉，因此澳大利亚人征服土地、建造新的伊甸园的使命常常落空。这个时期人与土地的关系对身份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土地挫败了澳大利亚人的殖民心态和征服欲望，另一方面却催生了新的民族性格和民族认同（如伙伴情谊）、增加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平等主义的民族意识，但这又间接地导致了二十世纪澳大利亚刻板的土地观与地方感。这种征服与被征服的人地关系是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社会思潮的延续，也是工业化时代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 论文第三章通过分析基尼利的主要历史小说，总结了基尼利对民族历史和个人记忆的表现、基尼利的历史观以及历史与当代身份构建的互动关系。本章借用社会学领域中的“污名化”的概念，分析了殖民地时期民族记忆断裂后的身份焦虑和重塑历史的努力。另外，澳大利亚民族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罪疚感和缺失感，“污名”、“罪疚”导致对民族历史的回避，继而引发重新塑造、解读民族历史的愿望，基尼利在多部小说中通过个人记忆、家庭关系、家族传统、移民心态等角度切入历史与身份的关系，强调历史与现在的互动，凸现历史观念与当前身份需求的关系，体现历史表现的流动性。基尼利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澳大利亚“神话创造”的历史书写传统，为澳大利亚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书写模式，也为探讨澳大利亚民族身份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论文第四章讨论基尼利作品对种族关系的表现及其与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关系。土著问题一直是澳大利亚民族意识中的一个情结。从基尼利刻画的土著人物中可以看出一个观念发展的过程，先是陌生的“他者”、“敌人”，然后是“垂死种族的代言人”，最后是作为个体的土著人。通过这些土著人形象，基尼利表现了殖民、反殖民过程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自觉，体现了个体身份的确定感与种族身份的关联。本章借助“陌生人”和“污名化”的概念，分析了种族身份与种族关系在文化身份中的作用，白人如何通过歧视、压迫土著人而获得确信的身份感，以及土著人如何摆脱黑、白的二元标签获得个人的文化自立和人格自由。论文认为，基尼利在种族关系的表现上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把对土著人的描写与白人的身份焦虑联系起来；二是把土著问题放在当代多元文化、移民社会、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予以表现和探讨。 论文结论部分对全文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并总结了基尼利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表现的重要贡献。其一是对澳大利亚民族身份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各个重要主题进行了全面、深入而独到的文学表现。其二是打破了“本质主义”的身份观，揭示了身份形成和构建中的人为因素和流动特征，暗示了在流动、开放和宽容的前提下获得确定身份感的可能性。虽然基尼利不可能就这个问题提出唯一答案，也没能完全打破“本质主义”身份观的局限，但可以说在澳大利亚对身份问题的表现上，基尼利为后来者揭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