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占新加坡。1942年2月至1945年9月日军在新加坡开展了日语普及运动,通过学校教育、新闻媒体、音乐等方式向民众普及日语。本文首先梳理了日语普及运动的政策出台、机构设置、在新加坡的推行情况,并分析了学者的推动作用。论文重点探讨了日语普及运动的两种主要形式——日语教育和媒体宣传。日语教育是通过兴办皇后大街学校、昭南本愿寺日语私塾和兴亚训练所等学校,编制《日语读本》和《国语读本》等日语教材进行的。其中,重点分析了皇后大街学校的办学情况。该校先后经历了昭南日本学园、军政监部日语学校和日语教习所三个阶段,办学过程中除了教授日语,更注重日本礼仪的教授、日本皇国精神的灌输。日军所编纂的日语教材除了语言知识,还增添了日本礼仪、日本军歌以及影射南方占领区的表达。课文内容对“日语”这个语种以及日本人、日本文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借助公共媒体传播日语是日语普及运动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日军利用报纸、广播、音乐和漫画宣传日语、日本本土风情文化和日本皇国精神。其中,报纸方面,重点分析了《樱花报》和《昭南日报》。广播方面,无论是公众广播还是学校广播,都着重播报日本相关新闻、日语讲座、日文歌曲等。音乐方面,重点分析了《昭南日报》英文版及《樱花报》中登载的歌曲。漫画方面,主要分析了仓金良行和松下纪久雄的漫画作品。日军在新加坡开展的日语普及运动极端严重地损害了当地居民的民生、自由与人权。其实质是一种愚民教育,旨在用日语进行文化侵略,宣传日本文化,进行皇民化教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日语普及运动的推行者披上“善意、友好”的大衣,希图在缓和被统治者不满情绪的同时,逐步进行潜移默化的、有计划性的文化渗透。并进一步从灌输日本文化着手,在根苗中改变被统治者的文化与思维,使被统治者从疑惑、恐惧、被动与反抗,转变为对自己民族心怀自卑,自动遗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与思维,转而衷心景仰、憧憬殖民统治者文化,进而主动与积极地加以模仿,期望能脱胎换骨,成为日本民族的支流。日语普及运动在战时提高了日语在新加坡的地位,扩大了使用范围,但也造成了新加坡教育的断层及战后二十年左右日语教育的空白。同时激发了新加坡人特别是新加坡华人的反日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