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贸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也与日俱增。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永恒话题是贸易结构，虽然我国是贸易大国，但贸易结构仍不够完善，突出表现是反映垂直分工的加工贸易比例偏高，出口品附加价值不高。促进出口，特别是促进附加值较高产品出口是加快我国转变贸易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同时，减少贸易成本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间互联互通的本质内容。本论文主要分为两大核心部分:　　第一部分是中国加总贸易成本的测度及分析。本文采用能克服“外生性”和“对称性”缺陷，且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Novy(2013)模型测度了2000-2013年中国与86个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成本，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权重指数得到加总贸易成本。这一结果将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成本的变化情况。双边贸易成本测算结果表明:中国与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成本的国别区域结构相差很大，特别是与部分国家的双边贸易成本不降反升;部分国家即使与我国建立自贸区，但双边贸易成本依然较高。加总贸易成本测算结果表明:尽管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大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仍高出10年前工业化国家平均加总贸易成本约1/3，中国降低加总贸易成本任重而道远。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不仅高于与发达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而且高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加总贸易成本。这反映了发达国家地区的法律环境、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较完善，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较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这些方面表现最差，这从侧面说明“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沿线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迫在眉睫。　　第二部分在测算结果基础上，立足中国垂直分工的实际，实证了中国加总贸易成本对ISIC两位数分类制造业17个子行业的比较优势和出口份额的影响，并做三种稳健性检验以消除内生性偏离。结果表明:加总贸易成本不仅是我国制造业“全球比较优势”而且是“局部比较优势”的决定因素，减少加总贸易成本会显著促进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这种出口促进效应对贸易成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作用越大。鉴于我国的出口产品附加值率不高，只有高“国内附加值率”且低“贸易成本密集度”的产品出口份额及总量的增加，才能使我国的出口高“国内附加值率”变成出口“国内附加值”(DVA)总量增加。加总贸易成本对不同的局部样本阻碍作用程度也不尽相同。加总贸易成本对以发达国家为样本的“局部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出口份额阻碍作用最大，对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的“局部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出口份额阻碍作用位居第二，对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的“局部比较优势”和制造业出口份额阻碍作用最小。影响我国制造业“全球”或“局部”比较优势和出口结构的因素还包括我国反映经济自由度的各项指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企业的研发强度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等。综上，政府应切实发挥已有自贸区的作用，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结合区域实际状况，均衡降低贸易成本，同时考虑法律法规等影响贸易自由度的因素，真正实现向非加工贸易出口转变，从而实现我国对外贸易模式的实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