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核心内容：关注并研究了清前期中华帝国货币制度的核心理念及其实践,剖析呈现了此两者间的纠缠关系,并进一步阐述了其影响和意义所在。本文的关怀：“同情之理解,审慎之评价”该种制度。本文的意图：首先,在史实上抓大放小的弄清清前期货币制度的核心观念及其实际运行状况；其次,在前人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从动态视角借助“市场过程”方法研究银钱比价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货币经济与文化思想、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货币的毛细血管作用”阐述“平行”与“并行”不对等关系下货币制度的多重面向表现；最后,从理论方法上强调将专门史研究带回到历史学综合性研究框架脉络并统合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性,阐发从动态的分割流通层面而不仅是从静态均衡及供给总量层面研究货币问题的重要性。正文内容提要：首先,本文重“论”不重“述”的在详细对比分析前人论述异同、参考近人前沿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详实的史料分析、论证了：在货币金融史的意义范畴内,清前期货币制度的核心是一种以理想上的银钱平行——实际上的银铜并行为代表的向近代白银核心型体系转变而不得的复本位制度。是并行而不是平行,是银(银两、银元)铜(铜钱)而不仅是银(银两)钱(制钱),是将之与西方同时期其它货币制度区分开来的关键点,也是我们进一步认识清前期货币体系实际运行状况的切入点。该制度以银一钱千的比值作为名义恒定值衡量部分物价及经济运行的平稳化程度,依托较为严格的制钱铸造、发行制度,通过制钱的外生供给间接锁定和控制白银存、流量,同时也作一定程度上的自身调节。京局和各省局铸造出来的制钱通过搭放兵饷、俸饷,灾赈,城工、河工等工程建设度支,充当地方政府经费,给付铸局炉头匠工伙食物料,通过设立钱牙,流经钱桌、钱铺(钱庄)、当铺、盐米杂货店等兑换方式注入不同层级的市场,同时通过财政税收制度调节白银和制钱的上下并行流通来支撑帝国的经济运行。而因“集体意向性”认可所存在的私钱、伪钱、旧钱及短陌制度、票据使用也在政策弹性允许范围内为该制度补充了新的“血液”。其次,“利不自予”、“柄不众操”即是清廷货币制度建设的理论立足点,前者对应的是“与民为便”,后者对应的是“君实制之”。此两者,在理想上互为表里,相互倚重,但在时人的具体理解和表述中则有所出入。对于货币制度应该怎么去设计、政策怎么去规定、维持,君主自己与自己、自己与其下官员、前代君主与下一代君主之间都有着不同理解。究其原因,或是出于对不同理念的侧重,或是出于对同一理念的不同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既定的货币制度体系下,在不触动制度本根的情况下,不同理念和不同政策的结合往往会使得预期理想与实际影响产生不同样式的偏差甚至有所背离,这都使得有清一代的货币制度在理念和实践双层面上呈现出多种矛盾。但也恰恰是这“一团矛盾”所提供的灵活的政策实践和货币经济思想的多元支撑了该制度在接下去百年的继续运行。再次,就银钱比价的形成和调节机制而言：将以一钱多点重量为基本稳定值而有所上下波动的实际制钱等同顺治一厘字重一钱钱同时和值银一厘挂钩,既解决了从计量到计数的不平衡,同时也参考了市场铜的时价。因此,银一钱千的比价是其来有自的。在清前期货币体系的实际运行中,存在的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格雷欣法则(买方)和受政府政策制约(背后有“以民为本”的政治文化观念支撑)的逆格雷欣法则(卖方)这一双重现象,这样的情况使得白银和制钱即便是流通速度加快,市场比价和银钱比值差距拉大,也不可能出现一方被另一方完全排斥而将当时的复本位币制变为单本位的情况。正是由于清前期这样一种极其特殊但又有一定合理性的货币制度存在,使其丧失了任何走向市场调节及本身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在制度的实际运行中,政府既又不能取代市场操作,又无法独当一面,在为稳定银钱比价苦苦操劳的时候还得同时应对私铸私销问题,这样的情况是极为无奈的。本文在理论和事实双层面上证明了在当时既有货币制度条件下,不存在一种能够同时满足既不与现行法规冲突也不与既有制度矛盾且能同时稳定银钱比价、平复铜价和消除私铸私销的政策措施一一时人在此问题上“筹划尽善”、“永远遵行”的一切最美好理想在技术上全是空想。如果说我们在曾经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上多多少少还能找出一些可能性来,那么在货币制度上,我们几乎看不出其具备任何能走向近现代的可能性。不管“天朝”是崩溃于落后的军事还是被连接世界的“银线”所绊倒,货币制度的畸形及政策的失当无疑也当加入此诸因素的集合。货币制度一但定立,随着货币进入市场流通,其“毛细血管作用”便会遍及全身——这是一个动态过程而非一般均衡,绝无轻易改革之可能。改革,极有可能大乱(基于明中后期的事实)；不改,亦然大乱(基于晚清的事实)。货币制度问题中“改革”与“不改革”的历史悲哀莫大于此。就制度的具体实践而言：在当时的货币实践中存在多重不对等现象。“固定比价”是平行之“道”,但“银钱相权”为并行之“实”,此两者并非对等。比价为实、比值为虚,体现的是第一层次的虚实之间的不对等；出于经济考虑和出于政治考量对比而有所倾向所体现的是第二层次的不对等。“与民方便”是平行之“枝叶”,“关乎社稷”,乃并行之“本根”,此两者并非对等。此种非对等在第一层次上表现为“与民方便”与“于政府方便”衡量的不对等,在第二层次上表现为某些传统思想观念与市场经济发展而要求的新的政策思维和技术手段支撑的不对等。清前期货币制度的历史实践可以回应国家货币理论和市场理论间存在的争论：国家可以安排,但市场最终决定。国家和市场的契合与对立无时无刻不体现在货币政策的实践和货币的实际流通中,而关注“市场过程”和提出“货币的毛细血管作用”概念的意义就在于要利用历史学的研究打破简单的一般瓦尔拉斯均衡和干预-放任二元对立观念。清前期的物价波动问题不能单纯依靠货币数量论解释,而需将之置于货币制度的复杂性内涵和货币流通的动态过程中理解。货币实际流通的平面地域分割、垂直市场分割使得该时期的货币存(流)量不可通约合并计算。不同区域市场、不同市场层级内的货币流通速度分叉使得其对应的货币需求也在变动,以往“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说法值得商榷,以往简单的货币数量论静态分析缺乏历史解释力,以往诸多学者对此的计量尝试缺乏从总量上来衡量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意义,更缺乏据此对比中西间经济发展差异的意义。是货币流通中结构上的质的区分而非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间经济发展的分流。最后,在理论反思意义上,本文提出：银铜并行本位制度下存在不完全“格雷欣法则”,加之以儒学“民本”观念为指导的货币制度实践,使得清前期的银铜并行复合本位制度绝无进化为银单本位制甚至更高形态的可能,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使之极少有退化到铜单本位及更低形态的可能。这样的结果是国家理念与市场实践的结合,其适合于当时的社会实情,但也由此错失了和世界主流货币体系接轨的机会。我们虽然反对货币本位的线性进化史观,但就历史实际而论,中西货币制度间的“大分流”确实自此而始。该时期内,蒙代尔倡导的“共同货币”和哈耶克所提倡的“竞争货币”同时存在,且都降低了其各自行使领域内的经济交易成本,这是该类制度下特有的情况。但由于当时货币供给的内、外生性同时存在,户部无力严格调控货币供给,货币政策的理想预期与实际结果总有偏差,加之商品市场个体单位的有限理性、投机和信息不对称,伴随继之而来的分割性加剧、内外交杂的冲击震荡,这样的非均衡发展又终将有损于清帝国的经济体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