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处于中国制度环境下的独立董事功能的发挥和内在机制,及其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贡献。传统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制度通过监督和咨询的双重功能提升公司价值。2001年中国证监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要求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希望借此规范公司治理、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然而,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发展的20年中,社会上对独立董事的评价褒贬不一。独立董事制度发展于西方成熟市场（比如美国）,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转轨经济国家,制度环境和公司特征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巨大差异,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仍然值得研究。根据代理理论,公司股权的分散导致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产生了代理成本,损害了公司价值。独立董事可以缓解代理问题,防止控股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侵占,所以独立董事的一大重要职能是监督。在“友好董事会”的概念下,独立董事可以利用自身在行业、法律和金融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在其他企业服务的管理经验为企业制定战略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因此独立董事的第二大职能是咨询。同时,独立董事凭借丰富的社会资源,能够在社交网络中获取和公司发展相关的关键信息和资源,从而减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绩效,因而衍生出了独立董事的第三种职能,独立董事的资源提供功能。因此,独立董事的三大功能是监督、咨询和资源提供功能。国内关于独立董事的研究经历了一些变化:由早期对独立董事传统的监督和咨询两大功能的研究转变到目前对独立董事资源功能的研究。在经历了一系列公司治理的改革后,独立董事制度的发展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目前对于独立董事能否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绩效,学术界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确切的结论。另外,现有文献在指标选取方面存在一些偏差,导致研究的偏误。最后,大部分独立董事相关研究集中在是否履职,对于内在机制验证较为缺乏。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在中国制度环境下,独立董事功能的发挥和内在机制,以及独立董事的价值,以得到更为全面、动态及深入的结论。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检验独立董事三种功能的发挥对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产生的影响。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分别采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模型,面板（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和自然实验法,以及事件研究法和双重差分回归模型等方法以减轻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本文第一部分的实证是对独立董事监督功能的考察。首先构建管理层违规和独立董事监督的博弈模型,然后对独立董事的监督行为特别是发表异议行为与动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提出异议并不能降低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原因在于独立董事与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通过权衡津贴和声誉、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是独立董事异议监督的关键动机。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提出异议的主要动机是卸责而不是尽职,独立董事的监督作用并不显著。另外,研究结论并不是简单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监督的所谓的“阴暗面”。本研究表明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作为（中小）股东代理人的独立董事也是理性经济人这一事实。只有给予他们合适的外部激励,影响独立董事监督的成本和收益,独立董事才能有效履行监督职能。第二,本文第二部分的实证是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的考察。第二部分实证主要是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这一方面出发考察独立董事体现的咨询作用。基于独立董事行业背景,考察了具有行业经验的独立董事的咨询功能及对上市公司的作用。结果表明:独立董事行业经验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正相关,这种显著积极的影响主要依赖于拥有担任高管的工作经验和任职于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经验,且在用自然实验控制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显著和稳健。我们还发现具有经验的独立董事利用其“行业专家”优势,通过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等来发挥咨询功能,以提升企业价值。第三,本文第三部分的实证是对独立董事资源功能的考察。独立董事拥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公司获得外部关键资源的便捷通道。资源的形式有很多种,单独考察一种形式的资源不能全面反映独立董事的资源功能。因此本文考虑选取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资源形式,独立董事的信息资源和政治资源进行探讨。因此,第三部分的实证从这两方面检验独立董事的资源功能。一方面,基于董事网络视角,文章实证检验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获取信息资源的能力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文中采用面板（泊松）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获取越多信息资源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影响更加明显。上述结论在采用特殊工具变量法和外生政策的冲击进行自然实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此外,我们实证检验并发现了独立董事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的作用渠道:帮助企业获取技术信息、缓解融资约束和争取政府支持。另一方面,基于“省委书记落马”这一自然实验,通过事件研究法和构建双重差分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独立董事的政治资源功能。“省委书记落马”对所在省份上市公司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均表现为公司价值显著降低,结果证明了独立董事的价值。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我国政商关系背景下独立董事实现资源功能的具体途径,发现独立董事的价值是能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帮助上市公司获取关键资源来提升公司价值,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和存在官员独立董事的企业中更加突出。研究结论表明反腐有利于资源配置的重新调整,有利于建立市场机制,因此有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有利于经济发展,以及推动企业通过科技进步、能力提升来获得竞争优势。第四,本文第四部分的实证是对独立董事价值的考察。借助中组部外生的政策冲击,通过研究“18号文”颁布后市场对独立董事强制辞职的反应,考察了独立董事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考虑到我国独立董事的异质性,运用事件研究法、双重差分法和OLS回归,全面考察了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实际作用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结果发现中国独立董事由于没有有效地发挥监督和咨询作用,代理问题进一步恶化,对上市公司产生了价值递减效应。而官员独立董事通过帮助上市公司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获取政府控制的资源,有效提升上市公司价值。因此,我国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净效应为负或者至少不显著,而官员独立董事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净效应为正,并在公司的寻租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综上,中国独立董事的功能逐渐显现出异化。证监会在强制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时重点指出独立董事应当对上市公司例如提名、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关联方交易等方面的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说明证监会是希望独立董事起到监督作用。事实上,中国独立董事的监督功能被严重削弱。同时,咨询功能在一部分情况下能得到有效发挥,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另外,独立董事的衍生功能——资源功能得到充分有效发挥,除了对企业发展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独立董事的政治资源功能尤其突出。在转轨经济体的制度特征背景下,一些独立董事逐渐成为了企业获取政治资源和寻租活动的渠道。所以,独立董事也扮演着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的角色,帮助企业更易获取政府掌控的关键资源。本文的贡献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文全面研究了独立董事的功能和价值。在考察中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角色时,强调了独立董事的异质性,厘清了不同类型的独立董事的价值。第二,在实证方法上,利用独特的自然实验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来考察独立董事的功能和衡量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的价值;还利用了独立董事在网络中的信息传递证明了独立董事发挥资源功能的作用机制;从独立董事成本收益角度构建简单博弈模型以分析独立董事履职行为的动机。第三,在研究独立董事功能时,我们验证了独立董事的作用渠道,并得到一些创新性的结论。第四,中国企业股权结构集中,制度环境薄弱,投资者保护不力,这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的发现为独立董事经典理论提供了充分的新证据,也为面临类似问题的新兴转型经济体国家的公司治理提供了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