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流动儿童日益成为了我国大城市中的显著群体。然而,他们的社会需要却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政策制定者和教育者们忽视了。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与农民工父母来到城市中居住的流动儿童在入学和享受平等的教育资源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更重要的是,居住环境的变化也为流动儿童带来了身份危机――在城市中生活、在城市中的学校读书却具有“农村人”的户籍和身份。本研究采用“局内人”视角的质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进入流动儿童的“生活世界”、以探究其社会交往中的“一般化他人”(如流动儿童的父母、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校教化机制和同辈群体)是如何影响其身份建构的过程的、流动儿童是如何认识“自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身份的自我建构的、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如何影响这个过程的。通过对十名流动儿童、三位流动儿童的家长和三位教师,为期六个月之久的深入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者共完成了28次访谈和10次参与式观察,获得了有关流动儿童身份建构过程的大量原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进行反复分析,作为社会互动中的“一般化他人”,流动儿童的家长、老师和同辈群体等对流动儿童身份建构过程的影响是:(1)流动儿童家长对“户口”所区隔的流动儿童身份与自我身份的看法,农村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文化产品(如价值观、对子女的学业期望等)和流动儿童家庭的流动性特征,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活动给流动儿童带来了“边缘化”的心理感受,从而了修正了他们“城市人”自我身份认知。(2)打工子弟学校运用规训性权力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学校文化,这不仅为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争取了宝贵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而且塑造了流动儿童整个群体的身份观念,即重义务、轻权利的“城市边缘人”身份。(3)同辈群体(即学生世界)被成人世界的位阶意识所影响,对流动儿童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群体性偏见和歧视。这两个世界的碰撞促使流动儿童的自卑感向群体身份归因转化,这在极大程度上消解了互动中产生的紧张感。社会结构是一种人际互动的关系模式,我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城乡人际交往间的二元性,即“城市人”身份和“农村人”身份在城乡人际符号互动中被明显地区分开了。在“一般化他人”的合力建构下,与他们的父母一样,以城市群体为参照,流动儿童被社会建构了一个重义务、轻权利的“城市边缘人”身份。在如上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在与“一般化他人”的互动中被社会建构了“城市边缘人”这样一个义务强化、权利弱化的自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