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文革”的中国当代作家在书写“文革”时表现出来怎样的代际特征、形成这种代际特征的根源、以及他们对“文革”的追问到达了哪种程度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借用了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中国社会学学者周怡、以及中国当代批评家洪治纲在代际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论证了出生于同一时期的作家群体内部形成相似精神世界必然性、以及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作家群体在精神世界上呈现出一定差异的必然性,将亲历“文革”的作家分为“归来”一代、“文革”一代、“文革后”一代三个代群、对其文革书写的差异以及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论述,与此同时另外一个问题进入研究视野,不同代际的作家在文革书写时均面临一个两难之境,即如何平衡追问灾难成因和追问之后必然产生的精神创伤之间的关系,正是对此难题的抉择决定了他们文革书写的最终取向和追问灾难成因抵达的程度。本文展开论述的基本思路如下:第一章将“前三年”文革书写作为新时期文革书写的开端与前奏进行了论述,原因在于“前三年”文革书写诞生于一种“乍暖还寒”的特殊语境中,政治时空的暧昧决定了文学春天来临的缓慢,也决定了文学此时最主要的使命首先在于打破“文革文学”的诸多禁区,尽管在这些作品中也体现出了某些文学品质及传统的回归,但其文学性仍然有限,然而也正是这种有限,为新时期文革书写打下了铺垫。第二章以“归来”一代的文革书写为研究对象。对于“归来”一代而言,“归来”最重要的含义并非再次被赋予创作的权力,而是在于重新获得“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从而结束其精神的混乱和灵魂的漂泊,这种具有涅槃性质的“归来”必然地使其文革书写侧重于书写九死未悔的殉道神话,有意突出苦难的受难色彩和在爱情与革命之间的抉择,从而强调这一群体为了理想所承受的苦行并进而为其“归来”做合法性论证,然而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局限却决定了这种重塑卡里斯马的行为必将遭遇瓶颈并阻碍“归来”一代对历史的追问和反思。第三章以“文革”一代的文革书写为研究对象。身份、经历、个性等不同使“文革”一代分化为理想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三个阵营,也相应决定了他们各自文革书写的精神再塑、怀疑历史、和日常意识特征,然而尽管“文革”一代精神世界的分化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但早期接受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和农村苦难深重的现实都为他们的“堕落”设置了底线,这一底线就体现在对理想的恪守,所以即便是其中的现实主义者,所能做出的最大解构也只是以日常精神去填补宏大话语的空洞,也正是这种对精神底线的恪守为其文革书写设置了一个禁区,避免去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触碰。第四章以“文革后”一代的文革书写为研究对象。相对平淡的人生经历和丰富驳杂的文化资源赋予了“文革后”一代怀疑一切的气质和解构一切的勇气,使其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人性和追问历史,不仅以生活中充斥着暴力和生命的底色即是荒诞的论断颠覆了前两代人对世界的阐释,还解构了一切可能存在的温情和善意,即便是对作为最后港湾的家庭乃至自己,他们都毫不留情,这种无禁忌的解构和亵渎固然成全了对历史最大限度的追问,然而也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通过对三个代际作家文革书写的差异的梳理,本文所达到的目的以及结论就是:文革书写作为灾难叙事之一种,使任一代际的作家都无法回避对一个难题的选择,即如何最大限度地解释灾难成因和如何面临最大限度揣测人性之后的精神创伤,因为群体经历、身份归属、精神世界等诸多差异,三代作家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这一抉择或者在维系其精神世界稳定的同时阻碍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和反思,或者使其在触及人性之阴暗后失去了治愈创伤并救赎自我的可能。这种将代际作为方法对新时期以来文革书写的梳理,显然有助于回答我们对“文革”的追问和反思到达了何种程度及原因、以及那些与“文革”全无交集的作家为什么会形成对“文革”的类型化表达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