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实体经济基础,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随着中国制造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迈进,制造业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成为制造业必然的发展趋势,智能制造也是将我国发展为制造强国的关键。智能制造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生产方式的转变,从而对就业产生冲击。在此背景下,对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且研究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参考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方式,从人员、技术、资源和制造四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蚁群算法-投影寻踪模型对我国各省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对智能制造发展趋势进行了描述,并从省际和区域层面分析了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选取了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除港、澳、台和西藏）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在分析智能制造影响就业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基准回归模型对智能制造与就业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描述,从时间和区域层面分析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异质性影响。为探究地区特征是否会影响智能制造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在模型中增加智能制造与资本深化、城镇化水平等地区特征的交互项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进一步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探究资本深化、城镇化水平等地区特征是否存在结构突变点,使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影响发生转变。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总体上表现为稳步上升,其中资源维度上升幅度最大,对智能制造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北京、上海和广东智能制造发展较好,相对薄弱的是新疆、甘肃和云南。东、中、西部地区智能制造发展水平呈现上升的趋势,且东部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表明区域智能制造发展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技术和资源维度的区域差异是导致东部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和西部的重要因素。通过实证发现,智能制造对就业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提高会减少制造业就业人数。智能制造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随着智能制造的持续发展对就业的负向冲击有所减弱。东部和西部智能制造发展对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部地区智能制造发展会促进就业,在区域层面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资本深化、城镇化水平等地区特征存在调节效应,会影响智能制造与就业的关系。资本深化、人力资本投资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对外开放程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在资本深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下,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而对外开放程度、生活成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不具有门槛效应。所以,要加速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促进智能制造的进一步发展,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要从长期发展、大格局出发,积极应对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冲击。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制订不同的就业促进与社会保障政策,从而达到区域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双赢局面。本文的创新点:（1）从人员、技术、资源和制造四个维度构建智能制造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采用蚁群算法-投影寻踪模型测度各省份智能制造发展水平。该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分析高维度的非正态数据,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量化方法。（2）利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影响是否会受到资本深化、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的改变而改变。进一步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得到临界点和不同区间智能制造对就业的影响系数。